会议室安静了。溪月准备的回答是关于“空间活化”和“记忆承载”的现代设计理念,但面对秀兰平静的追问,那些话突然显得苍白。
“艺术是好的,”根叔说,“但艺术不能太霸道。我们溪云村现在这个样子,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像一棵树。你一下子要嫁接那么多外国枝条,这棵树还是原来的树吗?”
争论开始了。年轻人向往国际化和更大的舞台,老年人担忧村庄本质的流失。中间代则分裂——有人看到机遇,有人看到风险。
尹晴始终沉默。她看着女儿在众人的质疑中努力保持专业风度,看着村民们脸上复杂的表情。她意识到,溪月带来的,可能是溪云村迄今为止最根本的挑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为谁发展、谁来决定发展方向。
更深的裂痕出现在当晚。溪月私下找了几位年轻的“主理人”,提出可以为他们“单独设计个人品牌升级方案”,甚至暗示如果艺术驻村计划成功,可以推荐他们参加国际展览。这些谈话不知怎的传开了。
“她这是在分化我们!”一位中年村民气愤地对尹晴说,“用前途诱惑年轻人,绕过大家的集体讨论。”
而年轻一代中也有不满:“为什么一有大的机会,老人就想摁住?他们想守着溪云村当博物馆吗?”
尹晴找到溪月时,女儿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处理邮件,头也不抬:“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商业就是这样,找到关键节点,推动事情前进。民主讨论很好,但效率太低。”
“这里不是你的商业项目,溪月。这里是人生活的家。”
溪月终于抬起头,眼神里有疲惫,也有固执。“那你告诉我,妈,你七年前来这里,不也是带来了外部理念,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吗?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因为你是‘融入’,我是‘入侵’?”
尹晴被问住了。许久,她说:“因为我用了七年时间,学习倾听,学习等待,学习让他们自己成为改变的主人。而不是带着完美的方案,告诉他们该变成什么样子。”
“时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溪月合上电脑,“资本有窗口期,艺术家的档期要排,竞争对手在行动。妈,你打造了一个精美的瓷器,但它太脆弱了。我想给它装上引擎,让它真正飞起来。”
“飞到哪里去?”尹晴轻声问,“飞到你设计好的目的地吗?”
母女对视,中间隔着七年的分离,隔着两种看待世界的根本方式。
第二天,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村里那个很少被关注的角落——“失败者联盟”,一个由几个屡次创业未果的村民自发组成的小团体,突然公开发声了。他们在村公告栏贴出了一份手写的《我们对艺术驻村计划的看法》。
“……我们可能不是村里最成功的人,但我们对溪云村的感情一样深。我们担心的是:当艺术家、评论家、收藏家、高端游客成为村里的主角,我们这些普通村民,会不会慢慢变成服务员、保安、保洁员?我们的孩子,是会为家乡丰富的艺术生态自豪,还是会觉得,这个村子不再属于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了?……”
这份质朴甚至有些笨拙的声明,却击中了很多人内心隐秘的担忧。争论的焦点,从“艺术好不好”、“经济收益大不大”,转向了更本质的问题:村庄的灵魂究竟由什么构成?是谁的村庄?
溪月读到了这份声明。她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然后她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她找到了“失败者联盟”的召集人,那位尝试生态养殖失败、现在在茶园帮忙的阿康。
“我想听听你们更多的想法。”溪月说,没有带平板电脑,没有用专业术语。
阿康和其他几人起初戒备,但溪月只是倾听。她听他们讲失败的经历,讲对村庄变化的复杂感受,讲那些在光鲜叙事下不被看见的挣扎。
“我们不是反对艺术,”阿康最后说,“我们是怕,这么好的东西来了,我们反而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那天晚上,溪月没有工作。她独自走到村后的山坡上,坐在小时候常坐的那块大石头上。下面是溪云村的灯火,温暖、疏离。她想起伦敦、纽约、东京那些光鲜的艺术区,也想起母亲这些年信中描述的村庄:一场会议争吵到深夜,一个项目从无到有的笨拙摸索,老人们逐渐挺直的腰板……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带来的“国际艺术驻村计划”,就像一个精美而坚硬的模具,想要把溪云村塑造成某个预想的形状。但真正的溪云村,是柔软、复杂、不断自我生长的生命体。模具再美,也会杀死生命。
一周后,溪月在第二次村民大会上,提交了修改后的方案。她撤回了原本全面的改造计划,转而提出一个试点项目:只改造一栋闲置老屋作为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家驻村期间必须与至少一位村民合作完成一件作品,作品需回应村庄的真实议题。同时,她提议成立一个由老中青村民和外部专家共同组成的“艺术融入委员会”,全程监督和评估试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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