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陵厉公嘉平五年至正元二年，公元253-255年
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癸酉年，公元253年）
春季，正月，初一： 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与诸位将领举行盛大聚会，投降的魏将郭修（也作郭循）也在座。费祎开怀畅饮，酩酊大醉。郭修突然起身刺杀了费祎。费祎为人宽厚仁爱，不轻易怀疑他人。越巂太守张嶷曾写信告诫他说：“从前岑彭率领军队，来歙手持符节，都死于刺客之手。如今将军您地位尊贵，权力重大，却对新归附的人过于信任亲近。您应该以史为鉴，稍加警惕。”费祎没有听从，因此遭遇杀身之祸。
魏帝下诏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命他的儿子继承爵位。
王昶、毋丘俭听闻东关兵败的消息： 各自烧毁营寨撤退。朝廷商议打算贬黜这些将领，大将军司马师说：“我没有听从诸葛诞（字公休）的建议，才导致这次失败。这是我的过错，将领们有什么罪！”于是全部宽恕了他们。司马师的弟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担任监军，只被削去了爵位。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这一年： 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让并州合力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军队尚未集结完毕，雁门、新兴两郡的胡人因为被征发远途服役而惊恐反叛。司马师又向朝廷官员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陈泰的责任！”因此大家都感到既惭愧又佩服。
习凿齿评论道： 司马大将军（司马师）主动承担两次失败的责任，过错消除而功业更盛，可以说是明智之举。如果隐瞒失败、推卸责任，把过错归咎于他人，常常自夸功劳而掩饰损失，导致上下离心离德，无论贤愚都人心离散，那就大错特错了！统治百姓的人，如果能遵循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即使行动失利也能声名远扬，军队受挫也能最终获胜，即使失败一百次也是可以的，何况只是两次呢！
光禄大夫张缉对司马师说： “诸葛恪虽然打了胜仗（指东关之胜），但离被杀也不远了。”司马师问：“为什么？”张缉说：“他的威势震慑了他的君主，功劳盖过全国，还求什么不死呢？”
二月： 吴军从东兴返回。吴主进封太傅诸葛恪为阳都侯，加授荆州、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诸葛恪于是产生了轻敌之心，又想出兵北伐。众大臣认为频繁出兵导致军民疲惫，一致劝谏诸葛恪，诸葛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坚持争辩，诸葛恪命人将他架出去。诸葛恪因此撰写了一篇论文晓谕众人，大意是：“凡是敌对国家都想互相吞并，就像仇人想要除掉对方一样。有了仇人却任其发展，祸患不在自己身上，就会落在后代身上，不能不为长远考虑。从前秦国只拥有函谷关以西之地，尚且能吞并六国。如今魏国比起古代的秦国，土地大好几倍；吴国和蜀国加起来，还不及古代六国的一半。然而现在之所以能与魏国抗衡，只是因为曹操时期的老兵如今已消耗殆尽，新生的力量还没长大，正是敌人衰弱、力量不足的时候。加上司马懿先是诛杀了王凌，接着自己死去，他的儿子年幼弱小却独揽大权，即使有足智多谋之士，也无法得到任用。现在讨伐魏国，正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圣人急于抓住时机，说的就是今天。如果顺从众人的意见，抱着苟且偷安的想法，以为长江天险可以世代保全，不考虑魏国的发展趋势而轻视其未来的威胁，这正是我深感忧虑的地方！现在听说有人认为百姓尚且贫困，想休养生息，这是不懂得考虑国家大危难而只贪图眼前小安逸的表现。从前汉高祖刘邦已经幸运地拥有三秦之地，为什么不闭关自守以享乐，反而要出兵攻打项羽，身负创伤，甲胄生虱，将士们厌倦困苦？难道他是甘愿冒险而忘记安宁吗？是因为考虑到长久下去不可能与项羽共存罢了。每次读到荆邯劝说公孙述进取天下的谋划，近来又看到家叔父（诸葛亮）奏表中陈述与贼寇争竞的策略，没有不喟然长叹的！我日夜辗转反侧，思虑的就是这些，所以姑且陈述我的愚见，传达给诸位君子。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去，志向计划未能实现，也希望让后世知道我所忧虑的事情，可以有所思考。”众人虽然心里都认为不可行，但没有人敢再反驳。
丹杨太守聂友： 一向与诸葛恪交好，写信劝谏他说：“先帝（孙权）本来有遏制魏国东关的计划，但计划未能施行；如今您辅佐大业，完成了先帝的遗志，敌人远道而来送死，将士们仰赖您的威德，舍生忘死，立下了非凡的功勋，这难道不是宗庙神灵和国家的福分吗！应该暂且按兵不动，养精蓄锐，观察敌人的破绽再行动。现在乘着这个势头又想大举出兵，天时并不有利，您却要强行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我私下里感到不安。”诸葛恪在论文后面写了几句话回复聂友说：“您说的虽有道理，但未能看清天下大势。仔细看看我这篇论文，您就会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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