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胤对诸葛恪说： “您受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入朝安定国家，出征击败强敌，名声震动天下，百姓无不景仰，万众之心，都希望能蒙受您的恩泽而得到休息。如今在劳役之后，又兴师远征，百姓疲惫不堪，远方敌人又有防备，如果攻城不下，野外又抢掠不到东西，那就是白白断送之前的功劳而招致后来的责难了。不如按兵休整，等待时机。况且用兵是大事，事情要靠大家才能成功，大家如果都不乐意，您一个人怎么能安心呢！”诸葛恪说：“那些说不可行的人，都是缺乏谋略、贪图安逸的人。而你（滕胤）也这样认为，我还能指望谁呢！那曹芳昏庸无能，朝政被权臣把持，魏国的臣民，本来就有离叛之心。现在我凭借国家的资源，借助战胜的威势，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攻克呢！”
三月： 诸葛恪大规模征调各州郡士兵二十万人，再次入侵魏国。任命滕胤为都下督，掌管留守后方事务。
夏季，四月： 吴国大赦天下。
蜀汉姜维： 自认为熟悉西部羌、胡的风俗，又自负其文韬武略，想引诱各羌、胡部落作为自己的羽翼，认为自陇山以西，可以割据占有。他总想大举出兵，费祎常常限制他，不听从他的意见，给他的兵力不超过一万人，说：“我们这些人比丞相（诸葛亮）差得太远了，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我们呢！不如暂且保国安民，谨守社稷，至于建功立业，可以等待更有才能的人，不要指望侥幸取胜，把成败寄托在一次冒险上；如果不如意，后悔也来不及了。”等到费祎死后，姜维得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便率领数万人从石营出发，包围了狄道。
吴国诸葛恪： 入侵魏国淮南地区，驱赶掠夺百姓。有些将领对诸葛恪说：“现在率军深入敌境，边境地区的百姓必定成群结队地远逃他乡，恐怕我军劳苦而收效甚微。不如只包围新城（合肥新城），新城被困，魏国救兵必定会来，等救兵来了再想办法对付，就可以大获全胜。”诸葛恪采纳了这个计策，五月，回军包围了新城。
魏帝下诏命太尉司马孚统领诸军二十万人前去救援。大将军司马师询问虞松：“现在东面（对吴）和西面（对蜀）都有战事，两边都很危急，而将领们士气有些低落，该怎么办？”虞松说：“从前周亚夫在昌邑坚守壁垒而吴、楚联军自行溃败，事情有时看似弱小实则强大，不可不细察。现在诸葛恪集中了他的全部精锐部队，足以横行暴虐，却坐守新城，是想引诱我军去决战。如果我军攻城不下，他们求战不得，军队疲惫，士气低落，势必自行撤退。将领们不径直前进，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姜维拥有重兵却孤军深入响应诸葛恪，靠抢夺我们的麦子为食，不是根基深厚的敌人。而且他认为我们正全力对付东面，西方必然空虚，所以长驱直入。现在如果命令关中诸军倍道兼程，急赴西线，出其不意，姜维大概就要逃跑了。”司马师说：“好！”于是派郭淮、陈泰率领关中全部军队，去解狄道之围；命令毋丘俭等人按兵不动，坚守城池，把新城丢给吴国。陈泰进军至洛门，姜维粮草耗尽，只得撤退。
扬州牙门将、涿郡人张特： 守卫新城。吴军连续进攻数月，城中守军原有三千人，因疾病和战死者已超过一半，而诸葛恪又堆起土山加紧攻城，城池眼看就要失守，无法再守。张特于是对吴军说：“我现在无心再战了。但根据魏国法律，被围攻超过一百天而救兵不到的，即使投降，家属也不连坐治罪；我们自被围攻以来，已九十多天了。这城中原本有四千多人，战死的已超过一半，城即使陷落，还有一半人不想投降，我应当回去告诉他们，分辨善恶，明天一早送名单过来，现在先拿我的印绶作为凭证。”于是把自己的印绶扔给吴军。吴军听信了他的话，没有收取印绶。张特便连夜拆除房屋木材，修补城墙的缺口成为双重防御。第二天，他对吴军说：“我只有战斗到死了！”吴军大怒，再次进攻，却无法攻克。
当时正值酷暑： 吴军士兵疲惫不堪，饮用生水，腹泻、浮肿，患病者超过一半，死伤遍地。各营军官每天报告病员增多，诸葛恪认为是谎报避战，想处斩他们，从此没人敢再报告。诸葛恪内心知道失策，又因城池久攻不下感到羞耻，怒形于色。将军朱异因军事问题顶撞了诸葛恪，诸葛恪立即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斥逐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陈述军事策略，诸葛恪都不采纳，蔡林便骑马投奔魏国。魏国将领探知吴军已疲惫不堪，于是派出援军。
秋季，七月： 诸葛恪率军撤退。士兵们伤病交加，沿途倒毙，有的倒地不起掉进坑沟，有的被魏军俘获，幸存者悲痛呼号，全军上下哀叹不已。而诸葛恪却安然自若，出营在江中小洲上住了一个月，还计划在浔阳开垦田地。朝廷诏书接连召他回朝，他才慢悠悠地率军返回。从此，民众大失所望，怨恨之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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