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委大楼，高育良办公室旁的小会议室里，书香与茶香交融。一场别开生面的“读典”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参与者并非学者，而是省委办公厅、宣传部、政策研究室的核心笔杆子们。高育良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的不是红头文件，而是一本线装版的《资治通鉴》，他正就“唐太宗纳谏与盛世气象”一段，侃侃而谈。
“魏徵去世，太宗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失魏徵，遂亡一镜矣！”高育良声音醇厚，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感染力，“同志们，这不仅是历史的感慨，更是对为政者胸怀和智慧的极高诠释。我们今天讲民主集中制，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其精神内核，与唐太宗的‘以人为镜’是相通的啊……”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兴趣活动，而是高育良主政汉东后，系统性推行其政治哲学的缩影。在他看来，沙瑞金时期过于强调制度、法治和监督，虽见效快，却显得刚性过甚，缺乏温度和韧性，容易引发对立情绪。而他高育良要打造的，是一个刚柔并济、内生稳定、更具“汉东风韵”的治理模式。其核心，便是他屡次强调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一、 理论奠基：从书房到常委会
高育良深谙“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他的首要任务，是为自己的施政方略构建坚实的理论框架，并将其提升到汉东省委指导思想的高度。
他在各种场合——省委常委会、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反复阐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内涵。
“法治，”他阐述道，“是底线，是规矩，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没有法治，社会将陷入混乱，权力将失去边界。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他肯定法治的价值，首先堵住了可能批评他忽视法治的悠悠之口。
紧接着，他会话锋一转：“但仅有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法律不能覆盖所有领域，执法成本高昂，而且，单纯依靠强制，容易导致口服心不服，甚至积累怨气。这就需要‘德治’来补充和提升。”
“‘德治’是什么？”高育良往往会自问自答，“它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它是理想信念的引领，是干部官德的塑造，是诚信守约的社会风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说到底，是一种内在的、自觉的约束力和向心力。法治惩恶于后，德治扬善于前；法治划出底线，德治提升境界。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他将这套理论与中央精神巧妙对接，强调这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立足汉东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的具体实践。
在他的推动下，省委宣传部和党校联合成立了“德治与法治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在省报、党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一时间，“德治法治相结合”成为汉东官场最时髦的词汇，各级干部的述职报告、学习心得中，若不引用几句高书记的相关论述，便显得落伍了。
二、 实践路径：教化干部与引导民众
理论构建之后，便是轰轰烈烈的实践推广。高育良的实践路径清晰分为两条线：一是对党员干部的“德化”，二是对普通民众的“教化”。
对党员干部的“德化”工程：
“读典明智”活动制度化： 仿效他本人的“读典”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定期组织传统文化经典学习，特别是侧重于儒家“修齐治平”、“为政以德”的思想。将《论语》、《孟子》、《贞观政要》等列为干部必读书目，甚至纳入干部培训班的考核范围。
官德考核具体化： 在原有的干部考核指标中，增加了“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相对软性的指标，虽然量化困难，但在干部提拔任用时的“定性分析”中占据了相当分量。一些被公认“能干但德行有亏”的干部，晋升之路变得艰难；而一些能力平平但口碑不错、尤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老黄牛”型干部，开始受到青睐。
榜样宣传转向： 大力宣传的先进典型，从沙瑞金时期敢于碰硬、铁面无私的“包公”式干部，转变为勤政爱民、甘于奉献、善于化解矛盾的“焦裕禄”式干部。宣传口径强调干部的“人情味”、“亲和力”和“道德感召力”。
对普通民众的“教化”行动：
宣传工作重心转移： 全省的宣传工作重点，从沙瑞金时期的“反腐倡廉”、“改革攻坚”，明确转向“和谐文化建设”。媒体上充斥着“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和谐社区”、“最美家庭”的故事报道，刻意营造一种温情脉脉、守望相助的正面氛围。对于社会负面新闻和冲突事件的报道，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和“冷处理”方式。
传统文化活动复兴： 鼓励各地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大办特办各种传统文化节、民俗活动、道德讲堂。机关、学校、企业、社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经典诵读”、“家风家训传承”、“邻里节”等活动。高育良亲自出席省里举办的“汉东省孝贤文化节”，并为评选出的“十大孝贤人物”颁奖，场面盛大，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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