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日军军旗终于插上了武汉行营的屋顶和太原的鼓楼。
东京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皆是“皇军赫赫战果”、“支那心脏陷落”的狂热标题，市民们提灯游行，欢庆“决定性胜利”。
然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内，气氛却与外面的喧嚣格格相反。多田骏司令官看着桌上并列的两份占领报告，眉头紧锁。
武汉报告写道：“城内军民大部撤离，存粮极少，工厂设备搬空，水电设施遭破坏性拆除，目前正全力维持秩序，安抚残留居民。”
太原报告则更为刺眼：“阎锡山部撤退秩序井然，兵工厂、钢铁厂核心设备均已转移，库房粮食多被焚毁，我军缴获多为无法移动之笨重机械及空置营房。”
“八嘎！”多田骏一拳捶在地图上，“我们占领了两座空城！两座巨大的负担！”
参谋长在一旁低声道：“司令官阁下，虽然物资缴获不及预期，但攻克支那华中、华北重镇，战略意义极其重大。长江水道被我切断，山西煤铁资源区亦入我手......”
“资源区？”多田骏冷笑一声，指着太原报告，“煤矿需要人力恢复开采，铁矿需要运输，而现在，同蒲铁路沿线到处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维持这两座城市和其交通线的安全，我们需要投入多少个师团？三个？还是五个？”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凋敝的武汉街景，“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们把包袱甩给了我们。而我们，却要为此消耗宝贵的兵力和物资。这不是胜利，这是陷阱！”
正如多田骏所料，占领后的日子远不如想象中风光。小股部队出城征粮，时常遭遇冷枪或地雷；运输车队必须派出重兵护卫，效率低下；
修复铁路和工厂的努力，在层出不穷的破坏活动面前举步维艰。所谓的“胜利”，迅速演变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治安战和消耗战。
与日军占领区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后方及各根据地在经历撤离阵痛后，显现出的惊人韧性。
重庆，黄山官邸。虽然失去了武汉，但二十万精锐的保全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让蒋介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
他利用这份资本，加速推进了他的“法币”改革，尽管阻力重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中央政府对大后方的经济整合能力增强了。
更重要的是，武汉兵工厂的部分设备和大量技术人员的到来，极大地补充了重庆周边的军工产能。虽然核心人才被“东山”截走一批，但剩下的骨干，足以让迁至重庆的兵工厂更上一层楼。
在延安，变化更为深刻。毛委员在窑洞前的空地上，对着一群干部讲话，声音洪亮：
“武汉、太原的撤退，说明了什么？说明敌人是能够打败的，但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打败的！他们占了城市，我们占了中国的人心！他们背上了包袱，我们甩掉了包袱！现在，阎老西也晓得要‘转进’了，这就是进步！”
延安接纳了来自太原的部分机器和原料，与“东山”体系提供的技术紧密结合。延长油田的油料、太行山运来的特种钢、本地生产的火药，在新建的、隐蔽的兵工厂里汇聚，生产出质量更优的步枪、子弹和迫击炮。
一种建立在自力更生和外部援助基础上的战时经济模式，逐渐成型。
而真正的蜕变核心，仍在太行山深处。
“东山”体系，此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巨型的、高效运转的工业-军事复合体。来自武汉、太原的顶尖技术人才，与柯明义早已网罗的海外精英、自身培养的青年才俊，在这座“熔炉”中汇聚、碰撞。
原汉阳兵工厂的火炮专家，看着“太行一号”油压机锻压出的炮管毛坯，激动得老泪纵横：“有这等利器，何愁造不出克虏伯大炮！”
原太原兵工厂的老师傅，则对“东山”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赞不绝口：“一颗螺丝，一个尺寸！这才是现代工业的样子！”
柯明义站在基地最高的观测点上，俯瞰着下方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的庞大山谷。左玉波站在他身边，汇报着最新情况：
“老板，根据您的指示，新到的技术人员已打散编入各项目组。火炮组正在攻关150毫米榴弹炮；‘风啸-36’战斗机生产线已调试完毕，月产量可达十架；
‘山魈’运输机的木质部件开始外包给延安的合作社生产；医药组基于磺胺，正在尝试合成新的抗菌药……”
“还不够快。”柯明义目光深邃，“鬼子占了武汉太原，看似赢了面子，实则输了里子。但他们体量太大，光靠消耗，还能撑很久。
我们必须抢时间，在他们缓过劲来，或者把主要力量转向南洋之前，完成力量的最终积蓄。”
他顿了顿，下达了新的指令：“启动‘种子计划’最终阶段。将我们整理好的《东山理工教材体系》高级部分、以及‘五小工业’的升级版技术资料，通过绝密渠道，向延安、以及重庆方面我们认定的有识之士，进行有限度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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