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检察侦查权的内在逻辑
通过前文对侦查权总体配置逻辑的概括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检察侦查权的配置并非能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一道归入专门侦查之列，并且也不是有利侦查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这一事实似乎与我国刑事诉讼中各机关管辖选择与优化分工的逻辑相抵牾。究其原因，是因为侦查权总体配置所采取的是一种追诉色彩浓厚的纵向权力分配视角，具体考虑的是如何将必要的侦查资源与侦查手段赋予相应的侦查主体，使其能够在高效追诉犯罪的同时，兼顾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在此逻辑下，对公安机关这一主要侦查主体进行权力制约的需求固然能够解释为何检察机关能够享有机动侦查这一职权，但并不能回答其为何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享有自行侦查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监察体制改革之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宪性饱受业界诟病的原因。当下检察侦查在实践中屡屡突围不成的根本原因亦是在此，即并未解决检察侦查权配置的内生性问题：如何在自体逻辑上回应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何以能够享有侦查权。
本文主张在充分理解立法原旨基础上，既围绕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但不过分拘泥于八二宪制的某些定见来讨论检察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机关”之间的联结。机缘巧合的是“法律监督”概念在我国的首次出现正是在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试行程序〉的说明》中，该文件详细指明“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二者在法制史中产生的第一次牵连。由于此时“法律监督”并没有正式进入法律体系，因此严谨讨论“法律监督”概念的教义内涵需要进入到首次将人民检察院确定为“法律监督机关”的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背景当中。根据该法出台之际彭真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权威性立法说明，其虽肯定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机构定位和法律监督机关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机关，但并没有指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方法。根据前文对历史的梳理，姑且可以将检察侦查工作的开展看作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手段之一。尔后，“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经由“八二宪法”正式确认因而具备了宪法意义，但遗憾的是“八二宪法”仍未赋予“法律监督”一个明确定义。从现实来说，“八二宪法”这种确认式做法主要基于“可改可不改的则不改”的立法思路而沿袭了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在制宪的过程中“检察院的建制、地位或职权，完全不是重点”。根据彭真的想法：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个国家机关“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因此，可以推导出的最终结论是：“法律监督机关”更多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下检察机关的功能性定位，这是检察机关行使权力所要达到的功能和目的的概括性描述。这种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在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机构定位后，使检察机关能围绕该定位开展体系化建构，进而在后续发展中吸收与法律监督性质相近的职能，其中就包括了检察侦查权。这些零零总总、性质不同检察职能可为“检察权”这一权力束所统摄，其效力源自于《宪法》中“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无论是在“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中，“检察权”都是一种具备独立意义的国家权力类型，这也可以解释前文所提及的为什么检察侦查权的存在早于“法律监督机关”入宪的事实，即宪法中的“检察权”在“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范定位和检察侦查权的事实运行之间起到了关键纽带作用。
由此来讲，“法律监督权”与实定法所规定的“检察权”相抵牾，是形而上的权力。我们也不必将检察侦查权归纳为“法律监督权”的子权力或类权力，这是不合法理与实际的，会阻碍检察权在功能分化社会中的良性运转。宪法上的“检察权”与实际运行的检察侦查权的联结建立在宪法实施的基础上。我国《宪法》并未明确授权检察院的“职权”由何方规定，在现实层面宪法“检察权”最终依靠的是作为宪法性法律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得以落实。然而，无论是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还是39年后再次修改的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存有一定的合宪性疑虑。对此我们可以采取“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对这种紧张关系予以消弭。按照“以宪就法”的解释路径，宪法上“法律监督机关”所行使的“检察权”可以类分为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所规定的侦查权、公诉权和狭义法律监督权（即不含公诉、侦查职权）三个类型。同公诉权一样的是，检察侦查权独立于狭义法律监督权，三者都是检察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只不过在宪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侦查权或多或少地渐染了法律监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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