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对四九城和中国来说，都是从期盼和平到全面内战的转折之年。
年初的北平有过短暂的曙光。
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完全散去，街上的人脸上还带着一丝希望——仗打完了，自己人回来了，总该过上好日子了。
一月份国共签署了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五项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协议，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和平有望民主可期。
药铺里的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偶尔还会闲聊两句这回该消停了吧总不能再打了。
但那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蒋介石公然号召破坏政协协议，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拒不执行停战协议，从年初开始就不断进攻解放区，制造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到了六月份，全面内战正式爆发。
四九城的平民们看着报纸上的消息一天比一天让人心寒，先是事件——国民党军警宪特非法搜查逮捕了《解放三日刊》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工作人员，进步舆论被压制。
到了十二月份又发生了沈崇事件，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本国国民，反而为美军开脱。
北平学生率先发起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迅速得到全国五十万学生的响应，形成了所谓的第二条战线。
这些事情报上虽然有报道，但越到后来报道越含糊，老百姓能从字缝里读出来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但生活是骗不了人的。
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内战期间，四九城的平民生活一年比一年苦。
物价飞涨的速度比抗战时期还要快，法币像废纸一样贬值，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张钞票还能买两个馒头，到了下午就只能买一个了。
街上的米面铺子前排着的队越来越长，但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这三年来也是贾有才穿越到这个时代之后过的最苦的三年。
周围的人都是面黄肌瘦，连棒子面都吃不起的人比比皆是。
他空间里囤着足够的物资，但他不敢拿出来。
这个时期任何一家能吃饱饭的家庭都会引人注目，更别说吃肉了。
贾有才一家五口，和院子里所有人一样消瘦、面色发黄。
王翠兰的颧骨比以前突出了些，贾东升的肩膀窄了一圈，贾东平的肋骨在薄薄的褂子下面隐约可见。
四岁的贾东安更是瘦得让人心疼。
贾有才用空间探查每天检查家人的身体。
每隔三五天，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从空间里拿出两个鸡蛋或者一两片卤肉，用油纸包着带回家。
他让王翠兰和三个儿子分着吃，自己一口都不碰。
王翠兰有时候会把那半片卤肉推回他面前：当家的，你吃一口。
我在药铺吃过了，东家给了一点。
王翠兰看着他，没有再推，低头把那一点点肉分给三个儿子。贾东升大一些，知道推让，把肉夹给弟弟。
贾东平也学会了让，夹给最小的贾东安。
最后那一片肉在几个碗之间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王翠兰的碗里。
贾有才看着那一幕，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任何一家的男主人比邻居多长几斤肉，都会被怀疑家里有粮；
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就是不稳定因素。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家五口最低限度的健康线。
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天，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四九城的达官显贵都在抛售资产往南边跑，街面上到处是的牌子。
那些以前值几百块银元的四合院，如今几十块就能买下来。
商铺更便宜，前门大街上一间铺面的价格跌到了抗战前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大批的房产、商铺被抛出，四九城的房价、地价跌到了历史最低点。
聋老太太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很安静。
她坐在后院正房的窗根底下晒太阳，手里捻着那串佛珠，一天一天地等着。
但信始终没有来信。
贾有才用空间探查偶尔扫过老太太的房间，看到她还把那两封信的灰烬保留着，装在一个小陶罐里，放在柜子最深处。
她大概每天都在想：
小儿子是撤离得太快来不及写信，还是在战事中出了什么事？
贾有才不知道。
他只能从老太太日渐消瘦的脸颊和越来越沉默的姿态里读出一些东西。
收不到信就是最好的消息，至少说明还有希望。
如果人真的没了，那边应该会有人通知过来。
老太太还在等。
一九四八年夏天，95号院发生了一件大事；
老太太决定卖房子。
她坐在后院正房里，把几家老租户都叫了过来。
何大清、易中海、刘海中、许富贵、贾有才，五家人都在。
老太太的声音不急不缓：
我老了，这么大的院子，我一个人守不住。你们都是跟着我住了多年的老人了，知根知底。我想把房子卖给你们，价码按现在的市价来，你们自己商量着买。
何大清第一个开口：太太，我买。我买中院那三间正房，还有东厢房北边那一间。
易中海沉默了一会儿：东厢房剩下那两间，还有耳房，我买了。
刘海中说：后院东厢房那两间我要了。
许富贵也跟着说：后院西厢房那两间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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