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边领地的矿山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矿洞像一张咧开的嘴，把男人们一个一个吞进去，吐出来时都蒙着一层灰红色的粉尘，眼睛在灰扑扑的脸上显得格外亮，像将死的鱼。我背着矿石筐，沿着陡峭的巷道往上爬，每走一步，肩上的绳子就勒进肉里一分。
这里的领主确实不问来历。
管事的那天只是扫了一眼我和小妹，然后挥挥手：“壮劳力去三号矿洞，女娃去洗衣房。一天一顿，挖不够量没饭。”
小妹抓着我的衣角不肯放，眼睛红红的。蹲在矿场边的一个老妇人颤巍巍站起来，伸出手：“来，孩子，跟我来。”
我看着她枯瘦的手，犹豫。大傻子在我身后低声说：“她是洗衣房的头，心眼不坏。”
小妹被领走了，一步三回头。我看着她小小的背影消失在低矮的工棚间，心里空了一块。
大傻子被分到仓库搬运——管事的一看他那身板，眼睛就亮了。我被推进矿工队列，领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镐，一个藤条筐，还有一块写着数字的铁牌：四十七号。
“名字没了，你就是这个数。”发牌的监工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死了，这牌就留给下一个。”
第一天，我挖到了日落。
矿石是暗红色的，掺杂着闪亮的晶体碎片。监工说那是“星铁”，领主们打仗用的武器材料。一筐矿石换一块粗粮饼，挖不够，就半块。我挖够了，手也磨烂了，掌心翻开的口子里嵌满了红土和晶屑，洗的时候刺啦啦地疼。
晚上，我们睡在大通铺上。几十个男人挤在长条土炕上，汗味、血腥味、矿石粉尘味混在一起。我左边是个独眼老汉，右边是个少年，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睡着了还在咳，和小妹一样。
“新来的？”独眼老汉侧过身，那只完好的眼睛在黑暗里打量我，“犯什么事跑来的？”
我没吭声。
“不说也行。”他笑了，笑声像破风箱，“这儿谁没背点事。杀了人？偷了东西？还是得罪了老爷？”
我闭上眼。
“睡吧。”老汉叹了口气，“明天还得挖。在这儿，过去不重要，能活多久才重要。”
第二天，我见到了这里的规矩。
一个中年矿工在巷道里昏倒了，矿石洒了一地。监工过来，用皮靴踢了踢他，没反应。
“抬出去。”监工对旁边两个人说，“扔外面沟里，晚上让收尸的拉走。”
“他……他还喘气呢……”有人小声说。
监工转过头，眼睛眯起来：“谁说的？”
没人敢应声。
两个人抬起昏迷的矿工，拖着往外走。那人的脚在碎石地上拖出两道痕，很快就消失了。
那天晚饭时，我听说那个人傍晚断了气。
监工还扣了他昨天的工钱。
我嚼着饼，味同嚼蜡。
第三天，我认识了小托比——就是睡我右边的少年。他十四岁，爹死在了矿里，娘病着，还有个六岁的妹妹。他一天要挖两筐才能养活三口人。
“有时挖不够，”他小声说，眼睛盯着自己破了的鞋尖，“就去后山刨野菜，运气好能逮到地鼠。但被监工抓到要挨鞭子，说偷懒。”
中午休息时，我从自己饼上掰了半块给他。他盯着饼，又盯着我，眼圈突然红了，接过去狼吞虎咽。
“谢……谢谢哥。”
“你妹妹，”我问，“多大？”
“六岁。在洗衣房打杂。”他抹抹嘴，“哥，你也有妹妹？”
我点点头。
“那得活着出去。”小托比很认真地说，“我爹死前跟我说，无论如何得活着出去，带娘和妹离开这儿。”
“怎么离开？”
他沉默了，眼里那点亮光暗下去。“……不知道。”
大傻子很少出现在矿工区。他在仓库，那是相对好的活计——至少不用吸粉尘。但我偶尔能在晚饭时看见他。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慢慢吃他那份食物，眼睛却在扫视整个营地：围墙的高度、哨塔的位置、守卫换班的时间、粮仓和武器库的布局。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警惕。
后来我意识到，他在记。
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地上用树枝画着什么，走近了才发现是营地的简图。几条线代表围墙，几个点代表哨塔，还有标注——不是字，是某种符号，我看不懂。
他看见我，用脚抹掉了痕迹。
“学认字吗？”他忽然问。
我愣住。
“夜里，洗衣房后面有个旧工具棚，没人去。我教你。”
于是每隔两三天，夜深人静时，我就溜出通铺，摸到工具棚。大傻子已经在那里，用炭块在破木板上写字。
他先教数字，然后是简单的词：水、食物、路、北、南、东、西。
“为什么教我这个？”有一次我问。
“瞎子最容易控制。”他头也不抬，“认字的人，才能看懂地图、账本、律令——才能知道自己被抢走了多少。”
他教得很快，要求很严。一个词写错五遍，他会让我用手指在土上重写五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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