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边领地的矿山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矿洞像一张咧开的嘴,把男人们一个一个吞进去,吐出来时都蒙着一层灰红色的粉尘,眼睛在灰扑扑的脸上显得格外亮,像将死的鱼。我背着矿石筐,沿着陡峭的巷道往上爬,每走一步,肩上的绳子就勒进肉里一分。
这里的领主确实不问来历。
管事的那天只是扫了一眼我和小妹,然后挥挥手:“壮劳力去三号矿洞,女娃去洗衣房。一天一顿,挖不够量没饭。”
小妹抓着我的衣角不肯放,眼睛红红的。蹲在矿场边的一个老妇人颤巍巍站起来,伸出手:“来,孩子,跟我来。”
我看着她枯瘦的手,犹豫。大傻子在我身后低声说:“她是洗衣房的头,心眼不坏。”
小妹被领走了,一步三回头。我看着她小小的背影消失在低矮的工棚间,心里空了一块。
大傻子被分到仓库搬运——管事的一看他那身板,眼睛就亮了。我被推进矿工队列,领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镐,一个藤条筐,还有一块写着数字的铁牌:四十七号。
“名字没了,你就是这个数。”发牌的监工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死了,这牌就留给下一个。”
第一天,我挖到了日落。
矿石是暗红色的,掺杂着闪亮的晶体碎片。监工说那是“星铁”,领主们打仗用的武器材料。一筐矿石换一块粗粮饼,挖不够,就半块。我挖够了,手也磨烂了,掌心翻开的口子里嵌满了红土和晶屑,洗的时候刺啦啦地疼。
晚上,我们睡在大通铺上。几十个男人挤在长条土炕上,汗味、血腥味、矿石粉尘味混在一起。我左边是个独眼老汉,右边是个少年,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睡着了还在咳,和小妹一样。
“新来的?”独眼老汉侧过身,那只完好的眼睛在黑暗里打量我,“犯什么事跑来的?”
我没吭声。
“不说也行。”他笑了,笑声像破风箱,“这儿谁没背点事。杀了人?偷了东西?还是得罪了老爷?”
我闭上眼。
“睡吧。”老汉叹了口气,“明天还得挖。在这儿,过去不重要,能活多久才重要。”
第二天,我见到了这里的规矩。
一个中年矿工在巷道里昏倒了,矿石洒了一地。监工过来,用皮靴踢了踢他,没反应。
“抬出去。”监工对旁边两个人说,“扔外面沟里,晚上让收尸的拉走。”
“他……他还喘气呢……”有人小声说。
监工转过头,眼睛眯起来:“谁说的?”
没人敢应声。
两个人抬起昏迷的矿工,拖着往外走。那人的脚在碎石地上拖出两道痕,很快就消失了。
那天晚饭时,我听说那个人傍晚断了气。
监工还扣了他昨天的工钱。
我嚼着饼,味同嚼蜡。
第三天,我认识了小托比——就是睡我右边的少年。他十四岁,爹死在了矿里,娘病着,还有个六岁的妹妹。他一天要挖两筐才能养活三口人。
“有时挖不够,”他小声说,眼睛盯着自己破了的鞋尖,“就去后山刨野菜,运气好能逮到地鼠。但被监工抓到要挨鞭子,说偷懒。”
中午休息时,我从自己饼上掰了半块给他。他盯着饼,又盯着我,眼圈突然红了,接过去狼吞虎咽。
“谢……谢谢哥。”
“你妹妹,”我问,“多大?”
“六岁。在洗衣房打杂。”他抹抹嘴,“哥,你也有妹妹?”
我点点头。
“那得活着出去。”小托比很认真地说,“我爹死前跟我说,无论如何得活着出去,带娘和妹离开这儿。”
“怎么离开?”
他沉默了,眼里那点亮光暗下去。“……不知道。”
大傻子很少出现在矿工区。他在仓库,那是相对好的活计——至少不用吸粉尘。但我偶尔能在晚饭时看见他。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慢慢吃他那份食物,眼睛却在扫视整个营地:围墙的高度、哨塔的位置、守卫换班的时间、粮仓和武器库的布局。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警惕。
后来我意识到,他在记。
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地上用树枝画着什么,走近了才发现是营地的简图。几条线代表围墙,几个点代表哨塔,还有标注——不是字,是某种符号,我看不懂。
他看见我,用脚抹掉了痕迹。
“学认字吗?”他忽然问。
我愣住。
“夜里,洗衣房后面有个旧工具棚,没人去。我教你。”
于是每隔两三天,夜深人静时,我就溜出通铺,摸到工具棚。大傻子已经在那里,用炭块在破木板上写字。
他先教数字,然后是简单的词:水、食物、路、北、南、东、西。
“为什么教我这个?”有一次我问。
“瞎子最容易控制。”他头也不抬,“认字的人,才能看懂地图、账本、律令——才能知道自己被抢走了多少。”
他教得很快,要求很严。一个词写错五遍,他会让我用手指在土上重写五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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