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七月下旬,少年班的日头越来越毒,训练强度没减,气氛却比之前绷得更紧。自上次思想会后,余念新明显感觉到,郭教员看他的眼神多了层东西 —— 不是挑剔,也不是亲近,是一种带着审视的观察,像在等他露出点什么。
没等几天,郭教员在政治课上宣布:“下周六开‘个人与集体’专题讨论会,每班推两人代表发言。” 名单贴在窑洞门口时,余念新的名字排在最前头,另一个是李松。
李松比他大两岁,冀中根据地干部子弟,说话自带一股冲劲,最爱引文件里的话,在班里不少人服他。名单刚贴出来,宿舍里就有人小声嘀咕:“这哪是讨论会,分明是冲上次思想会的事来的。”“怕是要看看余念新到底站哪边。”
余念新没接话,拿起锄头就去后院锄草。他心里门清,延安的 “思想讨论” 从来不是单纯的辩论,是立场检验。话错一句,可能就被贴上 “思想不端正” 的标签;可要是全说套话,又会被当成没脑子的应声虫。这关躲不过,只能硬接,还得接得漂亮。
讨论会在大窑洞礼堂开,里面挤满了人,墙上贴着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的标语,油灯点了一排,烟味飘在半空。主持人是训练班唐副主任,四十多岁,军装扣得严严实实,没多余的表情。
“今天主题‘个人与集体’,两位代表发言要联系实际,观点明确。” 唐副主任话音刚落,李松就先走上台。
他站得笔直,声音响亮:“我认为,个人必须完全服从集体!集体是方向,个人就是执行的手,离开集体,个人就是脱离人民,早晚要犯错误!” 他指着黑板上的 “四个服从”,“毛主席说的‘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这是铁原则,不能有半点含糊!”
台下掌声响起来,几个教员跟着点头。李松又补了句:“有人说要多提意见、多思考,表面积极,其实是个人表现欲在作祟!咱们少年班要警惕这种倾向,不能让个别想法搅乱集体!”
话没点名,可谁都听得出是冲余念新来的。余念新坐在后排,手指没动,眼神稳得很。
轮到他上台,他没像李松那样站得笔直,只是微微前倾身体,声音不高却够清楚:“我同意李松同志的话 —— 个人不能脱离集体。但我想补充,集体不是要抹掉个人的思考,是要让思考为集体用。”
窑洞静了一瞬,唐副主任手里转笔的动作顿了下。
“咱们学‘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得靠个人提吧?集体要改错误,得靠个人发现吧?” 余念新没绕弯子,“没有思考的服从,是被动听指挥;有思考的服从,才是主动跟着走。主动走的人,比靠命令推着走的人,跟得更牢。”
他顿了顿,举了个少年班的例子:“上次修操场围栏,一开始按命令分的工,壮的挖土,弱的递工具,半天没进度。后来有人提,让会拧铁丝的专门拧铁丝,会找平的专门找平,进度才快了。这提意见的是个人,帮的是集体 —— 总不能说这是表现欲吧?”
郭教员抬起头,目光深了些,唐副主任没表情,只轻轻敲了敲桌子:“说得具体,坐下吧。”
掌声比刚才小,却更整齐,连几个一直没吭声的老教员都跟着拍了手。
散会后,天已经黑透,李松追上余念新,冷笑一声:“你那套歪理,也就骗骗不懂事的。组织要的是统一,不是你那点小聪明。”
“我没耍小聪明,只是说实在的。” 余念新回头,语气没起伏,“统一思想,不是让大家都不思考,是让思考往一处走。”
李松盯着他看了几秒,甩袖走了。不远处的台阶上,唐副主任站在那儿,没说话,只跟身边的记录员低声说了句什么,余念新没听清,却看见记录员在本子上写了几笔。
三天后,郭教员把余念新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几份思想汇报。“那天你讲得好,” 郭教员语气缓了些,“但记住,话要留三分。心里想得多是好事,说出来的得有分寸 —— 放在心里比挂在嘴上安全。”
“我知道。” 余念新答。
郭教员抬头看他:“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在学思想,你是在拆思想、用思想。”
“这有区别?”
“区别大了。” 郭教员笑了笑,“只会学的人,以后是好执行者;会用的人,早晚要去管事儿 —— 管事儿的人,得先经住试探。”
这话像夸,又像提醒,余念新没接话,只点头应下。
回到宿舍,赵澍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个馒头:“刚从伙房拿的,还热着。” 他递过馒头,压低声音,“上头注意到你了,唐副主任跟总队部提,想调你去做思想材料记录员。”
“记录员?”
“专门整理各班的思想汇报,能看不少内部文件,算升一步。” 赵澍顿了顿,“但你别高兴太早,这岗位是考察 —— 考的是你的嘴严不严,会写不算啥,会不写才重要。不该记的别记,不该说的别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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