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七月下旬，少年班的日头越来越毒，训练强度没减，气氛却比之前绷得更紧。自上次思想会后，余念新明显感觉到，郭教员看他的眼神多了层东西 —— 不是挑剔，也不是亲近，是一种带着审视的观察，像在等他露出点什么。
没等几天，郭教员在政治课上宣布：“下周六开‘个人与集体’专题讨论会，每班推两人代表发言。” 名单贴在窑洞门口时，余念新的名字排在最前头，另一个是李松。
李松比他大两岁，冀中根据地干部子弟，说话自带一股冲劲，最爱引文件里的话，在班里不少人服他。名单刚贴出来，宿舍里就有人小声嘀咕：“这哪是讨论会，分明是冲上次思想会的事来的。”“怕是要看看余念新到底站哪边。”
余念新没接话，拿起锄头就去后院锄草。他心里门清，延安的 “思想讨论” 从来不是单纯的辩论，是立场检验。话错一句，可能就被贴上 “思想不端正” 的标签；可要是全说套话，又会被当成没脑子的应声虫。这关躲不过，只能硬接，还得接得漂亮。
讨论会在大窑洞礼堂开，里面挤满了人，墙上贴着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的标语，油灯点了一排，烟味飘在半空。主持人是训练班唐副主任，四十多岁，军装扣得严严实实，没多余的表情。
“今天主题‘个人与集体’，两位代表发言要联系实际，观点明确。” 唐副主任话音刚落，李松就先走上台。
他站得笔直，声音响亮：“我认为，个人必须完全服从集体！集体是方向，个人就是执行的手，离开集体，个人就是脱离人民，早晚要犯错误！” 他指着黑板上的 “四个服从”，“毛主席说的‘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这是铁原则，不能有半点含糊！”
台下掌声响起来，几个教员跟着点头。李松又补了句：“有人说要多提意见、多思考，表面积极，其实是个人表现欲在作祟！咱们少年班要警惕这种倾向，不能让个别想法搅乱集体！”
话没点名，可谁都听得出是冲余念新来的。余念新坐在后排，手指没动，眼神稳得很。
轮到他上台，他没像李松那样站得笔直，只是微微前倾身体，声音不高却够清楚：“我同意李松同志的话 —— 个人不能脱离集体。但我想补充，集体不是要抹掉个人的思考，是要让思考为集体用。”
窑洞静了一瞬，唐副主任手里转笔的动作顿了下。
“咱们学‘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得靠个人提吧？集体要改错误，得靠个人发现吧？” 余念新没绕弯子，“没有思考的服从，是被动听指挥；有思考的服从，才是主动跟着走。主动走的人，比靠命令推着走的人，跟得更牢。”
他顿了顿，举了个少年班的例子：“上次修操场围栏，一开始按命令分的工，壮的挖土，弱的递工具，半天没进度。后来有人提，让会拧铁丝的专门拧铁丝，会找平的专门找平，进度才快了。这提意见的是个人，帮的是集体 —— 总不能说这是表现欲吧？”
郭教员抬起头，目光深了些，唐副主任没表情，只轻轻敲了敲桌子：“说得具体，坐下吧。”
掌声比刚才小，却更整齐，连几个一直没吭声的老教员都跟着拍了手。
散会后，天已经黑透，李松追上余念新，冷笑一声：“你那套歪理，也就骗骗不懂事的。组织要的是统一，不是你那点小聪明。”
“我没耍小聪明，只是说实在的。” 余念新回头，语气没起伏，“统一思想，不是让大家都不思考，是让思考往一处走。”
李松盯着他看了几秒，甩袖走了。不远处的台阶上，唐副主任站在那儿，没说话，只跟身边的记录员低声说了句什么，余念新没听清，却看见记录员在本子上写了几笔。
三天后，郭教员把余念新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几份思想汇报。“那天你讲得好，” 郭教员语气缓了些，“但记住，话要留三分。心里想得多是好事，说出来的得有分寸 —— 放在心里比挂在嘴上安全。”
“我知道。” 余念新答。
郭教员抬头看他：“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在学思想，你是在拆思想、用思想。”
“这有区别？”
“区别大了。” 郭教员笑了笑，“只会学的人，以后是好执行者；会用的人，早晚要去管事儿 —— 管事儿的人，得先经住试探。”
这话像夸，又像提醒，余念新没接话，只点头应下。
回到宿舍，赵澍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个馒头：“刚从伙房拿的，还热着。” 他递过馒头，压低声音，“上头注意到你了，唐副主任跟总队部提，想调你去做思想材料记录员。”
“记录员？”
“专门整理各班的思想汇报，能看不少内部文件，算升一步。” 赵澍顿了顿，“但你别高兴太早，这岗位是考察 —— 考的是你的嘴严不严，会写不算啥，会不写才重要。不该记的别记，不该说的别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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