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七月，凤凰山脚下的少年班，日子过得比钟表还准。每天五点起床号一响，孩子们就得爬起来叠被子、出操，被子要叠成 “豆腐块”，跑步要跟紧队伍，少一步都不行。
早饭是稀粥配咸菜，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午后的政治课讲《整风文献》，教员念一句，大家划一句，晚上的思想会，才是最让人绷紧神经的环节。
思想会每周一次，每个班轮流主持，要 “自我批评”，还要 “联系实际”，最后得写成小结交上去。第一次轮到文化班，主持的是郭教员，三十出头的山东人，说话声音干，没多余的表情。
那天晚饭刚过，孩子们就坐在教室里，桌上摆着笔记本和笔。郭教员把名单摊开，扫了一眼：“今天主题是‘我对集体的认识’，每个人都得说，不能少。从第一排开始。”
第一个孩子站起来，说 “要听教员的话，不能偷懒”；第二个说 “集体是家，要互相帮忙”；连着几个，都是类似的话，郭教员点头，偶尔在本子上记一笔。
轮到余念新时，教室里静了些。他坐在最后一排，握着笔的手没动，慢慢站起来：“我觉得，集体不是光听话就行。”
这话一出口，前面几个孩子都回头看他。郭教员皱了皱眉，没打断，只说：“继续说。”
“集体得有共同的目标。” 余念新声音不高，却听得清楚，“比如我们在少年班，不是为了凑在一起上课，是为了学好本事，以后帮着搞生产、做工作。要是不知道目标，光听话，遇到事还是会乱。”
他顿了顿，想起前几天劳动修渠的事：“上次修渠，我们分工没弄好，壮点的孩子都去挖土，弱的孩子在旁边看，半天没挖通。后来我提了句，让会挖坑的挖土，会递工具的递工具，才快了些。集体不是光听指挥，还得能发现问题，纠正错的。”
教室里更静了，连呼吸声都听得见。郭教员手里的笔停了几秒，抬头问：“那你觉得，个人想法和集体规矩，哪个重要？”
“个人想法要服从集体规矩，但不能没有。” 余念新答，“要是大家都不想，光等着指挥，集体也走不远。”
郭教员没再问，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笔：“你的发言有思考，回去把这些写成文字，明天交。”
后面的孩子再发言，又回到了 “要团结”“要听话” 的话上，没人再提新的想法。
散会后，郭教员叫住余念新：“你留下。”
其他孩子走光了，教室里只剩他们俩。郭教员从口袋里摸出支烟，没点火，在手里转着：“你刚才那些话，谁教你的？”
“没人教，是自己想的。” 余念新答。
“看过什么课外书？”
“就课上发的，还有偶尔看的《新华日报》。”
郭教员盯着他看了会儿，把烟塞回口袋：“你说‘指挥式的集体走不远’，这话哪来的？”
余念新沉默了几秒，想起周叔他们说的父亲的事：“我父亲以前是军人，他说过，部队打胜仗，不是靠喊口号，是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要打。”
郭教员没再追问，只是说：“以后在会上说话，注意分寸。有想法是好事，但别太突出。突出了，容易让人记住，也容易让人多想。”
余念新点头：“我记住了。”
回到宿舍，其他孩子都没睡，围着油灯聊天，见他进来，声音一下子低了。有人小声问：“郭教员找你说啥了？”
“没说啥，让我把发言写下来。” 余念新没多解释，铺好被子，拿出笔记本，把晚上说的话整理成文字，改了两遍，去掉了太直接的词，才停下来。
第二天上《群众路线》课，教员讲 “干部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余念新听得认真，在笔记本上记着 “多听老乡的话，别摆架子”。他知道这些话不是空话，以后到了基层，真得这么做 —— 就像杨家塬的老杨，要是不听村民的意见，互助组也搞不起来。
傍晚劳动，分的任务是担水。余念新挑着水桶往井边走，刚到门口，就见个穿灰布军装的青年站在那儿，肩上缝着抗大的标志。
“你是文化班的余念新？” 青年笑着问，声音比郭教员温和。
“是。” 余念新放下水桶。
“我叫赵澍，是总队部的助教。” 青年伸出手，“郭教员跟我提过你，说你脑子灵。”
余念新没敢多问，只说：“教员过奖了。”
两人一起往井边走，赵澍问他以前在哪个保育院，问他父亲的事。余念新答得简单，没提周叔他们，也没说穿越的事。
“有想法是好事，但在这儿，得学会藏。” 赵澍帮他把水桶放进井里，“你还小，太扎眼容易吃亏。想干成事，先得稳住，别让人把你当‘不一样’的人。”
这话跟郭教员说的差不多，只是语气更软。余念新点点头：“我明白。”
担着水往回走时，天色已经暗了，操场上的广播在喊 “为人民服务”，声音飘在风里。余念新抬头看了眼旗杆上的红旗，旗子在风里晃，影子落在地上，像道绷直的线。
他忽然觉得，自己就站在 “规矩” 和 “想法” 的中间 —— 得守规矩，才能留在集体里；也得有想法，才能以后做事。只是这想法，不能太急着说出来，得等合适的机会。
回到宿舍，李建国凑过来：“听说你昨天发言被郭教员夸了？”
“没有，就是让我写下来。” 余念新把水倒进缸里，“以后发言，还是说实在的好，别太出格。”
李建国点点头，没再多问。余念新坐在床边，拿出父亲的旧钢笔，在笔记本上写：“思想会要实，不做空谈；集体要活，不搞盲从。” 写完，他把笔记本放进布袋，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日子，得更稳 —— 少年班的半年，是学本事的时间，也是攒经验的时间，不能出岔子。
第二天一早，余念新把写好的思想小结交给郭教员。郭教员翻了翻，没说什么，只在上面画了个勾。余念新松了口气，知道这一关算是过了。只是他也明白，这只是开始，以后的思想会，还得更谨慎，既要让教员看到 “思考”，又不能让人觉得 “出格”—— 在延安，这才是最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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