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时,南京国子监。
这本是大明最高学府,但自从理工学院崛起,这里就冷清了许多。年轻士子要么去考新学堂,要么干脆投笔从戎,留在国子监的,多是些老成持重、不愿变革的人。
但今天,明伦堂里却坐满了人。不仅国子监的监生,还有从各地赶来的生员、举人,甚至几位辞官在家的老翰林。
他们聚集在这里,不为别的,只为讨论一个问题:新政,到底对不对?
“诸位!”一个白发老者站在堂前,他是前礼部侍郎钱士升,东林元老,“祭天惊变,大家想必都听说了。郑贵妃、唐王谋逆,罪该万死。但老夫想问一句——他们为何谋逆?真是因为贪图权位吗?”
堂下一片寂静。
“老夫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新政过激,朝野离心!”钱士升高声道,“皇上锐意革新,本是好事。但凡事过犹不及!清丈田亩,得罪了士绅;改革科举,得罪了读书人;重用工匠,得罪了清流!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钱公言之有理!”一个中年举人站起来,“别的不说,单说这理工学院——工匠贱业,如今却与国子监平起平坐,甚至待遇更高!这成何体统?长此以往,谁还愿寒窗苦读?都去学奇技淫巧了!”
“还有新军!”另一人附和,“当兵的如今月饷三两,比七品知县俸禄还高!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议论声渐起,大多是对新政的批评。
但就在这时,后排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他叫黄宗羲,余姚人,今年二十三岁,父亲黄尊素是天启年间被阉党害死的东林君子。他本该是旧制度的天然拥护者,但此刻,他却有不同看法。
“诸位前辈,晚生有话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钱士升认得他:“太冲,你说。”
黄宗羲走到堂前,先向众人行礼,然后开口:“晚生以为,批评新政容易,但指出新路却难。诸位说新政这不对那不对,那请问——旧制就对吗?”
这话太大胆,堂内一阵骚动。
“万历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百万;科举僵化,选出的官员不通实务;军队腐败,见了东虏望风而逃。”黄宗羲声音清朗,“这些,都是旧制的弊病。皇上推行新政,正是要革除这些弊病。方向没错,只是手段或可商榷。”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钱士升沉声问。
“晚生以为,问题不在于新政本身,而在于推行新政的方式。”黄宗羲道,“皇上以雷霆手段,强行推进,自然阻力重重。若能将新政之利,向天下人讲清楚;若能吸收士绅参与,而非一味打压;若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或许就不会有今日之乱。”
“说得轻巧!”有人反驳,“皇上会听你的?”
“皇上或许不会听,但天下人会听。”黄宗羲道,“晚生近日在读徐光启先生的《农政全书》,方知农事之精微;又去理工学院参观,见蒸汽机之力,可抵百人之工。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若能让更多读书人了解这些,理解新政背后的道理,支持的人自然就多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所以晚生建议——咱们不要一味反对,而要去研究,去了解。然后,将其中合理的部分,与圣贤之道相结合,提出咱们自己的改良方案。如此,既顺应时势,又坚守道统。”
这番话,让许多人陷入沉思。黄宗羲的思想,已经隐约超出了单纯的“守旧”或“维新”,而是在寻找第三条道路——一种融合古今、兼顾理想与现实的道路。
“太冲之言,不无道理。”钱士升缓缓道,“但此事重大,需从长计议。今日先到这里吧。”
聚会散了。但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黄宗羲不知道,他今天这番话,将在未来催生出一股全新的思潮——既批判理学空疏,又警惕西学弊端;既主张变革,又强调本土;既要富强,又要公平。
这股思潮,将在十年后汇聚成一部震古烁今的着作——《明夷待访录》。
而此刻,黄宗羲走出国子监,望着北方的天空,心中涌起一个念头:他要去京城,亲眼看看新政,亲眼看看那位充满争议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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