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时，南京国子监。
这本是大明最高学府，但自从理工学院崛起，这里就冷清了许多。年轻士子要么去考新学堂，要么干脆投笔从戎，留在国子监的，多是些老成持重、不愿变革的人。
但今天，明伦堂里却坐满了人。不仅国子监的监生，还有从各地赶来的生员、举人，甚至几位辞官在家的老翰林。
他们聚集在这里，不为别的，只为讨论一个问题：新政，到底对不对？
“诸位！”一个白发老者站在堂前，他是前礼部侍郎钱士升，东林元老，“祭天惊变，大家想必都听说了。郑贵妃、唐王谋逆，罪该万死。但老夫想问一句——他们为何谋逆？真是因为贪图权位吗？”
堂下一片寂静。
“老夫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新政过激，朝野离心！”钱士升高声道，“皇上锐意革新，本是好事。但凡事过犹不及！清丈田亩，得罪了士绅；改革科举，得罪了读书人；重用工匠，得罪了清流！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钱公言之有理！”一个中年举人站起来，“别的不说，单说这理工学院——工匠贱业，如今却与国子监平起平坐，甚至待遇更高！这成何体统？长此以往，谁还愿寒窗苦读？都去学奇技淫巧了！”
“还有新军！”另一人附和，“当兵的如今月饷三两，比七品知县俸禄还高！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议论声渐起，大多是对新政的批评。
但就在这时，后排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他叫黄宗羲，余姚人，今年二十三岁，父亲黄尊素是天启年间被阉党害死的东林君子。他本该是旧制度的天然拥护者，但此刻，他却有不同看法。
“诸位前辈，晚生有话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钱士升认得他：“太冲，你说。”
黄宗羲走到堂前，先向众人行礼，然后开口：“晚生以为，批评新政容易，但指出新路却难。诸位说新政这不对那不对，那请问——旧制就对吗？”
这话太大胆，堂内一阵骚动。
“万历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百万；科举僵化，选出的官员不通实务；军队腐败，见了东虏望风而逃。”黄宗羲声音清朗，“这些，都是旧制的弊病。皇上推行新政，正是要革除这些弊病。方向没错，只是手段或可商榷。”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钱士升沉声问。
“晚生以为，问题不在于新政本身，而在于推行新政的方式。”黄宗羲道，“皇上以雷霆手段，强行推进，自然阻力重重。若能将新政之利，向天下人讲清楚；若能吸收士绅参与，而非一味打压；若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或许就不会有今日之乱。”
“说得轻巧！”有人反驳，“皇上会听你的？”
“皇上或许不会听，但天下人会听。”黄宗羲道，“晚生近日在读徐光启先生的《农政全书》，方知农事之精微；又去理工学院参观，见蒸汽机之力，可抵百人之工。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若能让更多读书人了解这些，理解新政背后的道理，支持的人自然就多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所以晚生建议——咱们不要一味反对，而要去研究，去了解。然后，将其中合理的部分，与圣贤之道相结合，提出咱们自己的改良方案。如此，既顺应时势，又坚守道统。”
这番话，让许多人陷入沉思。黄宗羲的思想，已经隐约超出了单纯的“守旧”或“维新”，而是在寻找第三条道路——一种融合古今、兼顾理想与现实的道路。
“太冲之言，不无道理。”钱士升缓缓道，“但此事重大，需从长计议。今日先到这里吧。”
聚会散了。但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黄宗羲不知道，他今天这番话，将在未来催生出一股全新的思潮——既批判理学空疏，又警惕西学弊端；既主张变革，又强调本土；既要富强，又要公平。
这股思潮，将在十年后汇聚成一部震古烁今的着作——《明夷待访录》。
而此刻，黄宗羲走出国子监，望着北方的天空，心中涌起一个念头：他要去京城，亲眼看看新政，亲眼看看那位充满争议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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