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天波的通文在发出后的第三天，便随着快马和信使的脚步，传遍了云南各府。
通文的措辞克制而明确，沐天波在文中说明昆明已经重归朝廷控制，沙定洲的主力已被击溃，他本人正在逃亡途中；同时表明了朝廷的态度，只追究首恶，不追究胁从，请各地土司安守本分，勿再观望。
末尾盖着黔国公的印鉴，字迹端正而熟悉，是沐家世代沿用的公文体例。
这份通文最先抵达的，是那些尚未参与叛乱的土司领地。
他们收到通文时，有的正在议事厅中与部属商议对策，有的正准备向蒙自方向派出使者，有的正在清点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几乎所有人都曾以为沙定洲至少能撑过这个冬天，甚至在等待明军陷入僵局后主动议和。
然而通文的出现让他们意识到，局势的转折比预想中来得更快。
一名在滇西驻守多年的土司在读完通文后，放下信纸沉默了片刻，随即对身旁的管家说：“备马，准备几样当地的土产，明日一早我亲自去昆明，拜见沐国公和孙帅。”
他在厅堂中来回走了几步，又停下，叫住正准备转身离去的管家：“把之前沙定洲派来联络的使者送的那柄刀也带上，一并还回去。”
类似的情形在云南各地接连上演，那些之前保持中立的土司开始陆续启程，携带着简朴的礼物和归顺的文书，沿着官道向昆明方向赶路。
他们的行程比预想中更加迅速而直白，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一件事——跟随沙定洲，已不再是一条可靠的道路。
与此同时，另一道命令也从昆明发出。
这道命令措辞更为正式，明确宣布沙定洲为“谋逆首恶”，罪在不赦，朝廷已下定决心将其剿灭，以儆效尤。
孙世振的印信和沐府的印信并列其上，意味着这道命令同时代表了朝廷的权威和云南本地的立场。
命令被送往各关隘、各哨站、各土司领地，张贴在各处主要路口和城镇中心。
这道命令传到那些曾经参与叛乱的土司耳中时，引起的震动比第一份通文更甚。
他们很清楚，沙定洲已经被定性为必须清除的对象，而他们若继续与之捆绑，就必然成为被清算的那部分。
于是，一批又一批信使开始从云南各地赶往昆明。
有人在信中痛陈沙定洲如何“胁迫”他们出兵；有人送来沙定洲写给他们的密信作为“证据”；还有人干脆派来了自己的亲信或子侄，以表达诚意。
短短数日之内，沙定洲辛苦积攒的联盟网络，便以一种近乎崩塌的速度分崩离析。
那些曾经向他许诺“共同进退”的人，现在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仿佛那场席卷云南的叛乱从未与他们有过任何交集。
蒙自城中，气氛则截然不同。
沙定洲已经回到他的老巢好几日了。
他原本以为，即便丢了昆明，只要退回蒙自，凭借这几十年积攒的家底和熟悉的地形，至少还能撑住一段时间。
但当他陆续得知那些曾经追随他的土司纷纷派人前往昆明时，他的脸色便一天比一天沉了下去。
最初还能维持表面的平静，但消息传回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密，语气里不再是犹豫或观望，而是一边倒地转向了另一边。
一日傍晚，沙定洲独自坐在蒙自土司府的厅堂中，面前摊着几份从各地送来的急报。
有的写着某土司已亲赴昆明谢罪，有的写着某部已撤走原本驻守在山口的兵力，还有的则是那些已经倒向明军的土司派人送来的一封语气生硬、内容模糊的通报。
落款都已不再称他为“大人”，而是改用了“蒙自沙氏”这样不带任何敬意的用词，仿佛在提醒他，他已经不再是整个云南共举的盟主，而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头领。
沙定洲放下手中的急报，站起身走到厅堂门口，向外望去。
蒙自城的轮廓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安静，街道上行人稀少，店铺也大多上了门板，连平时在城门口闲坐的老人也早已不见踪影。
曾经汇聚在蒙自周边的那些土司旗帜，早已一杆一杆地撤走，只剩下他自己的旗号在城楼上孤零零地飘着。
沙定洲站在门槛前，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当初起兵时的豪情，那时他觉得云南唾手可得，觉得只要击退明军，自己便能在西南站稳脚跟，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宰。
可他没想到，孙世振的刀比他预想的更快，那场关乎存亡的合围来得比他预估的早了很多天。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那双手曾经握紧过刀柄，也曾号令过大军。
此刻却只能攥着几份越来越写满“臣服”二字的急报，他想着自己所有的盟友都已不再站在自己身后，想着蒙自虽然还有城墙，但那道城墙在明军的火炮面前又能撑多久。
夜风从他身旁吹过，拂过庭院中那棵早已落光了叶子的老树，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也在低声告诉他，这场棋局已经走到了尽头。
沙定洲转身走回厅堂，目光落在那份印着孙世振和沐天波印信的通告上，许久没有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曾经共同起兵的土司们已经各自转向，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在孙世振的两道命令和数次大捷之后，变得比纸还要脆弱。
蒙自虽然仍是他的根基，但这座根基之下的土壤已经像是一块正在被水浸泡的石砖，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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