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下来的第三天，陆家老宅的书房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对面的沙发上坐着陆振华的代理律师陈先生，还有两个陆家的远房长辈——按照规矩，分家需要族中长辈见证。
书房还是老样子。红木书桌、青瓷花瓶、墙上那幅“虎啸山林”的中堂画，甚至烟灰缸的位置都没变。只是坐在书桌后的那个人，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陆振华了。
他穿着深蓝色的棉袍，坐在特制的轮椅里，右边身子裹在毯子下，左手放在扶手上，手指微微颤抖。护工站在他身后，随时准备递纸笔或茶杯。
“今天请各位来，”陈律师推了推眼镜，打开手里的文件夹，“是商议陆家财产分割事宜。按民国十六年颁布的《亲属继承法》，以及陆先生本人的意愿……”
“等等。”我放下茶杯，瓷器碰在茶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在谈分割之前，是不是该先说说，什么是‘陆家财产’？”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
陈律师清了清嗓子：“陆小姐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些年来，陆家名下的产业、存款、房产，有多少是合法所得，有多少是来路不明——是不是该先算清楚？”
我把文件推过去。第一页是银行流水，第二页是房产地契，第三页是几家工厂的股份证明。
陆振华的眼睛盯着那些纸，左手猛地抓住扶手，青筋暴起。他想说话，但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声音。
“依萍，”陈律师试图打圆场，“今天主要是谈家事，这些……”
“家事？”我打断他，“陈律师，您接这个案子之前，应该查过卷宗吧？陆振华为什么取保候审？王雪琴为什么入狱？这些‘家事’，可都是拿着国家的钱，侵吞的军饷，骗来的地皮！”
两个族中长辈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者咳嗽一声：“依萍啊，都是一家人，何必……”
“三叔公，”我转向他，“您还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年夜饭桌上，您说我‘丫头片子将来是别人家的人’吗？”
老者脸色一变。
“那时候您怎么不说是一家人？”我笑了笑，笑意没到眼底，“现在要分家了，倒想起是一家人了。”
书房里又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照亮空气中的浮尘，那些细小的颗粒在光柱里翻滚，无根无凭。
陆振华突然伸出手，颤抖着指向书桌抽屉。
护工明白他的意思，拉开抽屉，取出纸笔。陆振华用左手握住钢笔——握得很吃力，笔尖在纸上划了很久，才歪歪扭扭写出几个字：
“你要什么？”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放在桌上。
“我要我妈的嫁妆。”我说，“连本带利。”
陈律师翻着手里的账册：“傅文佩女士的嫁妆清单，我们核实过。当年的聘礼是……”
“不是聘礼，”我说，“是嫁妆。她娘家陪嫁过来的十二箱东西：绸缎、首饰、银器，还有她名下的两间铺面。”
我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昨晚我和母亲在灯下一起整理出来的，每一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们要贪图什么，而是要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那两间铺面，”陈律师推了推眼镜，“其中一间在闸北，民国十年的时候已经转卖了。”
“我知道。”我说，“卖得的钱呢？”
陆振华又开始写字。这次写得更慢，每一个笔画都像在挣扎：
“家用。”
“家用？”我看着那两个字，笑了，“陆司令，您那时候月俸八百大洋，还有各处孝敬。需要用我母亲的嫁妆来贴补家用？”
他不说话了，只是盯着我，眼睛里有血丝。
“这样吧，”我说，“我也不为难您。嫁妆里剩下的东西，我折算成现大洋。按市价，连本带利，一共三万六千块。另外，闸北那间铺面虽然卖了，但当时卖价太低，按现在的行情，您得补差价——再算八千。”
陈律师飞快地打着算盘：“那就是四万四千大洋。”
“对。”我说，“这是第一笔。”
“还有第二笔？”一个族老忍不住问。
“有。”我从包里拿出第二份文件，“这是我这些年来，在陆家生活的花费。从吃穿用度到学费，每一笔我都记着。”
我把账本摊开。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从稚嫩到成熟，从铅笔到钢笔。第一页写着：“民国十年三月初七，买铅笔两支，铜元六枚。”
“您每个月给我和母亲的生活费是二十块，”我翻到后面，“但实际开销，我算过了，平均每月不到八块。剩下的十二块，都贴补了公账。十年下来，一共是一千四百四十块。”
陆振华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这笔钱我不要，”我说，“但我得让各位知道，这些年，我们母女没白吃白喝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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