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办公室租下来的那天，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地点在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的第二层，离书店不到两条街。房东是个英国老太太，丈夫去世后准备回国，急着把房子租出去。顾慎之托人牵线，以低于市价三成的价格，签了三年租约。
“一楼留给房东太太存放私人物品，三楼她偶尔回来小住，二楼全归我们。”顾慎之把钥匙放在我手心，“一共四个房间，两个做办公室，一个做会客室，一个做档案室。”
钥匙沉甸甸的，带着金属的凉意。我握紧它，像握住了某种承诺。
“钱够吗？”我问。最近广播节目和旗袍店的收入虽然不错，但要负担这样一处的租金，还是吃力。
“够。”顾慎之说得很简单，“我补了差额。”
我想说这不合规矩，想说应该按出资比例算，但看着他平静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账，算得太清反而伤情分。不如记在心里，日后用别的方式还。
“去看看？”他问。
“好。”
雨不大，蒙蒙的像雾。我们没撑伞，并肩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梧桐树叶已经黄了大半，被雨打落在地上，踩上去沙沙响。
小洋楼是典型的Art Deco风格，线条简洁，窗户很大。推门进去，一楼堆着些盖了白布的家具，空气里有淡淡的樟脑味。楼梯是柚木的，踩上去发出沉稳的声响。
二楼很宽敞。四个房间门都开着，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墙壁新刷过，是浅浅的米黄色，地上铺着深色木地板，靠窗的地方甚至还有个小小的壁炉。
“这里做你的办公室。”顾慎之推开最里面那间的门。
房间大约二十平米，朝南，采光极好。窗前可以放一张大书桌，墙边可以摆书架，角落还能放张沙发。我想象着在这里工作的样子——早晨阳光洒满书桌，午后泡一杯茶，晚上点一盏灯，窗外是上海滩的万家灯火。
“那你呢？”我问。
“我对面那间。”他指了指隔壁，“不过——”
他顿了顿，走向靠墙的一排旧家具。那里放着一张厚重的红木书桌，款式老旧，但木质极好，擦得锃亮。
“这张桌子，”他拍了拍桌面，“房东太太说留下给我们用。是老先生生前最喜欢的，从英国带来的。”
桌子很大，长约两米，宽一米有余。桌面光滑如镜，边角雕着繁复的葡萄藤花纹。抽屉很多，左右各三个，中间还有一个带锁的。
“太大了。”我说，“放我这里太占地方。”
“放得下。”顾慎之环视房间，“而且，我们可以共用。”
我愣住：“共用？”
“对。”他走到桌子的另一边，“你坐这边，我坐这边。中间放个文件架，就能隔开。”
我看着他一本正经规划的样子，忽然笑了：“顾教授，你这是要和我同桌办公？”
“有何不可？”他推了推眼镜，“广播节目、周刊编辑、旗袍店账目、还有钟夜手稿的修改意见——这些事，我们本来就要经常商量。分开两个房间，反而麻烦。”
他说得有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是……”
“而且这张桌子够大，不会互相干扰。”他已经在规划了，“你这边放你的稿纸和设计图，我这边放我的文件和书籍。需要讨论的时候抬头就能说，不需要的时候各自工作，互不打扰。”
他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黄铜文件架，放在桌子正中：“看，这样就分开了。”
我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忽然意识到——这人早有预谋。文件架都准备好了，显然是计划好的。
“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我问。
顾慎之抬眼看我，眼镜后的目光坦荡：“是。我觉得这样效率最高。”
我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说得对，效率最重要。而且……我其实不讨厌这个安排。
“那椅子呢？”我问，“只有一把。”
“明天去家具店买。”他说，“买两把一样的。”
雨渐渐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得满室生辉。我们站在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两侧，像隔着一条无形的楚河汉界。
“对了，”顾慎之忽然说，“钟夜那边回信了。”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他怎么说？”
“他看了你的修改意见，很赞同。”顾慎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他的回信，还有一些修改后的章节。他说……很期待和你见面，但不是现在。”
我接过信。信纸是普通的稿纸，字迹和手稿上的一样，工整有力。信里先感谢了我的建议，说我提的那些细节让故事“活了过来”，然后说最近在赶稿，等这部小说写完，一定当面致谢。
信很短，很客气，也很疏离。
“他是不是不想见我？”我问。
“不是不想，是不能。”顾慎之说得含蓄，“钟夜这个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连出版社编辑都没见过面，所有稿子都是通过中间人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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