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办公室租下来的那天,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地点在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的第二层,离书店不到两条街。房东是个英国老太太,丈夫去世后准备回国,急着把房子租出去。顾慎之托人牵线,以低于市价三成的价格,签了三年租约。
“一楼留给房东太太存放私人物品,三楼她偶尔回来小住,二楼全归我们。”顾慎之把钥匙放在我手心,“一共四个房间,两个做办公室,一个做会客室,一个做档案室。”
钥匙沉甸甸的,带着金属的凉意。我握紧它,像握住了某种承诺。
“钱够吗?”我问。最近广播节目和旗袍店的收入虽然不错,但要负担这样一处的租金,还是吃力。
“够。”顾慎之说得很简单,“我补了差额。”
我想说这不合规矩,想说应该按出资比例算,但看着他平静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账,算得太清反而伤情分。不如记在心里,日后用别的方式还。
“去看看?”他问。
“好。”
雨不大,蒙蒙的像雾。我们没撑伞,并肩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梧桐树叶已经黄了大半,被雨打落在地上,踩上去沙沙响。
小洋楼是典型的Art Deco风格,线条简洁,窗户很大。推门进去,一楼堆着些盖了白布的家具,空气里有淡淡的樟脑味。楼梯是柚木的,踩上去发出沉稳的声响。
二楼很宽敞。四个房间门都开着,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墙壁新刷过,是浅浅的米黄色,地上铺着深色木地板,靠窗的地方甚至还有个小小的壁炉。
“这里做你的办公室。”顾慎之推开最里面那间的门。
房间大约二十平米,朝南,采光极好。窗前可以放一张大书桌,墙边可以摆书架,角落还能放张沙发。我想象着在这里工作的样子——早晨阳光洒满书桌,午后泡一杯茶,晚上点一盏灯,窗外是上海滩的万家灯火。
“那你呢?”我问。
“我对面那间。”他指了指隔壁,“不过——”
他顿了顿,走向靠墙的一排旧家具。那里放着一张厚重的红木书桌,款式老旧,但木质极好,擦得锃亮。
“这张桌子,”他拍了拍桌面,“房东太太说留下给我们用。是老先生生前最喜欢的,从英国带来的。”
桌子很大,长约两米,宽一米有余。桌面光滑如镜,边角雕着繁复的葡萄藤花纹。抽屉很多,左右各三个,中间还有一个带锁的。
“太大了。”我说,“放我这里太占地方。”
“放得下。”顾慎之环视房间,“而且,我们可以共用。”
我愣住:“共用?”
“对。”他走到桌子的另一边,“你坐这边,我坐这边。中间放个文件架,就能隔开。”
我看着他一本正经规划的样子,忽然笑了:“顾教授,你这是要和我同桌办公?”
“有何不可?”他推了推眼镜,“广播节目、周刊编辑、旗袍店账目、还有钟夜手稿的修改意见——这些事,我们本来就要经常商量。分开两个房间,反而麻烦。”
他说得有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是……”
“而且这张桌子够大,不会互相干扰。”他已经在规划了,“你这边放你的稿纸和设计图,我这边放我的文件和书籍。需要讨论的时候抬头就能说,不需要的时候各自工作,互不打扰。”
他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黄铜文件架,放在桌子正中:“看,这样就分开了。”
我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忽然意识到——这人早有预谋。文件架都准备好了,显然是计划好的。
“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我问。
顾慎之抬眼看我,眼镜后的目光坦荡:“是。我觉得这样效率最高。”
我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说得对,效率最重要。而且……我其实不讨厌这个安排。
“那椅子呢?”我问,“只有一把。”
“明天去家具店买。”他说,“买两把一样的。”
雨渐渐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得满室生辉。我们站在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两侧,像隔着一条无形的楚河汉界。
“对了,”顾慎之忽然说,“钟夜那边回信了。”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他怎么说?”
“他看了你的修改意见,很赞同。”顾慎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他的回信,还有一些修改后的章节。他说……很期待和你见面,但不是现在。”
我接过信。信纸是普通的稿纸,字迹和手稿上的一样,工整有力。信里先感谢了我的建议,说我提的那些细节让故事“活了过来”,然后说最近在赶稿,等这部小说写完,一定当面致谢。
信很短,很客气,也很疏离。
“他是不是不想见我?”我问。
“不是不想,是不能。”顾慎之说得含蓄,“钟夜这个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连出版社编辑都没见过面,所有稿子都是通过中间人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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