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正式开播的前一天，何兆丰的批文终于下来了。
顾慎之拿着那张盖着外交部、租界工部局双重印章的许可证走进书店时，是下午三点。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在他身上，在他深灰色西装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的脚步很稳，但握着文件的手指微微发白。
“拿到了。”他把许可证放在柜台上，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是压抑的激动。
我拿起那张纸。纸很厚，印着繁复的花纹，最上面一行黑体字：“上海租界无线电广播许可证”，下面是我们电台的名称：“上海女性之声”，频率：“860千赫”，功率：“100瓦”，有效期：“民国二十八年十月至二十九年十月”。
最下面是两个鲜红的印章：外交部新闻司，上海租界工部局。
“何兆丰那边……”我抬头看他。
“解决了。”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我答应了他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周刊每期给他留一个专栏版面。”顾慎之说，“署名‘何先生’，内容他定，我们不审。”
我的心一沉：“那如果他写一些……”
“不会。”顾慎之打断我，“他不敢。这个专栏是他的遮羞布，他只会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显示自己的‘开明’。而且……”
他顿了顿：“我手里有他的把柄。如果他敢乱来，我不介意让那些把柄见光。”
“什么把柄？”
“以后告诉你。”他说，“现在，先准备明天的开播。”
可心凑过来看许可证，眼睛亮晶晶的：“明天真的能播了？”
“能。”顾慎之点头，“明天下午五点，‘上海女性之声’正式开播。首期节目……”他看向我，“你准备得怎么样？”
“准备好了。”我说，“首期讲女性财产权，安娜律师做嘉宾。”
“稿子呢？”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稿纸。顾慎之接过，快速浏览。他的眉头时而舒展，时而微皱，看完最后一页，他抬起头：“写得很好。但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太专业。”他说，“广播和写文章不一样。写文章，读者可以慢慢看，不懂的可以查。广播是听的，一遍过，听不懂就过去了。所以语言要更口语化，更简单。”
他拿起笔，在稿子上圈了几处：“比如这里，‘根据民国十九年颁布的《民法·亲属编》第1014条规定……’太拗口。改成：‘法律上说，结了婚的女人，也有权管自己的钱。’”
我点头：“明白了。”
“还有这里，”他又圈了一处，“‘女性经济独立的必要性及其社会意义’——这句话，百分之九十的听众听不懂。改成：‘女人为什么要自己挣钱？因为花自己的钱，腰杆硬。’”
可心在旁边偷笑。顾慎之看了她一眼：“可心，你觉得这样改，听得懂吗？”
“听得懂！”可心用力点头，“我就喜欢听大白话。”
顾慎之笑了：“那就这么改。依萍，你今晚把稿子改好，明天上午我们试播一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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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坐在三楼书桌前改稿子。煤油灯的光晕在稿纸上铺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把那些文绉绉的法律术语，改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
“夫妻共同财产制……”改成“结了婚，两个人的钱就是一家人的钱。”
“遗嘱自由原则……”改成“人走了，钱想给谁就给谁，写清楚就行。”
“妇女财产继承权……”改成“女儿也能分家产，这是法律规定。”
改到一半，顾慎之上来了。他端着一杯热牛奶，放在我桌上。
“歇会儿。”他说，“眼睛都红了。”
我揉了揉眼睛，确实很酸。
“改得怎么样？”他问。
“比想象中难。”我苦笑，“有些概念，好像非得用那些术语才能说清楚。”
“那就加例子。”顾慎之在我对面坐下，“比如讲‘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说：‘王太太结婚前有份工作，攒了五百大洋。结婚后，这五百大洋还是她的，丈夫不能随便动。但结婚后两个人一起挣的钱，就是两个人的。’”
我记下来：“这个例子好。”
“再比如‘遗产继承’，”他继续说，“‘李奶奶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她走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存款，三个孩子都有份，不能因为女儿嫁出去了就不给。’”
我又记下来。
“记住，”顾慎之说，“广播是给普通人听的。她们可能不识字，可能没读过书，但她们懂道理，懂人情。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变成她们能懂的道理，能感受的人情。”
我看着他，忽然问：“你怎么懂这么多？”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因为我母亲。”
“她……”
“她走的时候，除了那封信，还留了一本日记。”顾慎之的声音很轻，“日记里记的都是些琐事：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这个月攒了多少钱，想给我买双新鞋要攒多久……但每一条，都在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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