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嘴坳的短暂休整，因韦老汉留下的草药、配方和指点而被赋予了远超其时间价值的份量。林风不敢耽搁，将韦老汉传授的防瘴祛病之法，迅速转化为一道道严苛却清晰可行的军令，如同最坚韧的丝线，重新编织起这支疲惫之师的纪律与韧性。
首先是水源与饮食。 此前虽也强调饮水需煮沸，但在急行军中往往难以严格执行。如今，林风下令，每伍必须配发一个专用的、用厚实陶土烧制的行军锅（就地取材，由匠兵利用宿营间隙赶制），负责本伍的饮水煮沸和食物烹煮。伍长直接负责监督，凡有未煮沸之水入口，全伍连坐受罚。采集野果、菌菇被严格禁止，除非经过随军郎中和熟悉本地植物的向导双重确认。食物的获取，优先通过韦老汉指点的几个隐秘山谷中的溪流捕鱼、设置陷阱猎取小型动物，以及用盐、布匹与偶尔遇到的、相对友好的山民小规模交换薯芋、糙米。
其次是宿营与行军路线。 彻底摒弃了以往“就近找平坦、近水处”的习惯。严格按照韦老汉的指点，宿营地必须选择地势较高、向阳背风、远离沼泽和腐木堆积的林间空地。入营后第一件事是清理地面，铲除表层腐殖土，撒上生石灰（少量携带，主要用焚烧草木灰替代）和捣碎的艾草、菖蒲等驱虫植物。行军路线尽量避开地图上标注的“瘴谷”、“毒泉”，选择山脊或相对开阔的河谷行进，且务必在申时（下午三点）前找到合适的宿营地，避免在瘴气最重的黄昏和清晨赶路。
第三是日常防护与卫生。 每人每日必须饮用一碗由“山苍子根”、“金银花”、“野菊花”等草药熬制的“辟瘴汤”（药材按配方比例分发各伍自行熬煮）。裸露的皮肤，尤其是小腿和手臂，要用浸过驱蚊药汁（韦老汉配方）的布条严密包裹。每三日，全军必须用草药熬制的汤水擦洗身体一次，更换内衣（条件有限，至少用沸水烫洗旧衣）。病号营被严格隔离在下风向最远处，由康复中的士卒轮流看护，所有接触过病号的人必须用石灰水洗手。
第四是持续学习与适应。 林风将韦老汉留下的几个简单凉茶配方和常见有毒植物图谱（口述加简单绘制）抄录多份，分发至各火，由火长组织学习辨认。每次采集草药或寻找水源，都必须有向导或至少两名学习过图谱的士卒同行确认。他还鼓励士卒观察和记录本地的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山民如何搭建高脚棚屋防潮、如何利用某种藤蔓汁液驱赶蚊虫等，哪怕一时不理解，也先记下来。
这些措施推行之初，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习惯了北方直来直去、以勇力为尊的士卒们，觉得这些规矩太过繁琐，近乎“娘们儿气”。尤其是每日雷打不动的“辟瘴汤”，味道古怪，有人偷偷倒掉。严格的宿营要求，往往意味着要多走冤枉路，消耗更多体力。
林风的应对简单而粗暴：以身作则，严惩不贷。 他每日第一个喝下那碗味道刺鼻的汤药，亲自带人选址宿营，检查水源。同时，设立由教导队和老兵组成的“军纪纠察队”，日夜巡查。抓到第一个偷偷倒掉药汤的士卒，当众鞭笞二十，并罚其所属全伍当晚不得饮用热汤。抓到第二个未按规定清理宿营地便倒头大睡的伍，伍长撤职，全伍负责为全军挖掘第二日的临时茅厕。
高压之下，抱怨声渐渐被服从取代。而当新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时，抵触更是化为了信服。
推行新规的第五天，新发病人数降到了个位数。
第七天，重症病号中，开始有人明显退烧，能坐起来喝粥。
第十天，行军途中，队伍第一次在没有非战斗减员的情况下，走完了预定路程。虽然依旧疲惫，但那种被疾病阴影笼罩的、死气沉沉的氛围，明显淡去了许多。
第十五天，当他们沿着韦老汉指引的隐秘小道，终于望见远方天际线上那更加高峻连绵、云雾终年不散的暗青色山脉轮廓时——向导激动地指着那里说：“那就是五岭！翻过去，就是岭南！”——全军爆发出了一阵压抑已久的、低沉的欢呼。三千人的队伍，历经疾病折磨，仍有近两千八百人保持着基本的战斗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开始蜕变。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北方客军，开始带着审视与学习的目光，观察并尝试理解这片陌生而严酷的土地。他们学会了通过观察植被类型来判断地下水位和土壤安全性，学会了辨识哪些昆虫的鸣叫意味着附近可能有水源或危险，甚至有人开始模仿山民，用特定的树叶汁液涂抹在皮肤上防蚊，效果竟然不错。
林风站在一处高岗上，望着远处苍茫的五岭，又回头看看身后这支虽然减员、却气质迥异的队伍，心中感慨万千。瘴疠之解，解开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种思维上的禁锢。他们开始摆脱对北方经验和固有战法的盲目依赖，开始以一种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去应对全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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