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亭之战的余波，如同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外部的惊涛，更在“玄鼎”内部原本就存在的理念河床上，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壑。外压骤紧，生存的紧迫感与道路的方向感，在这特殊时刻，发生了微妙而激烈的碰撞。
并州与冀州交界处，那几处曾因冲突而短暂封闭、后又重开的“榷市”，再次成为了风暴眼。曹魏北疆驻军得到洛阳默许甚至鼓励的“强硬”指令后，一改此前相对克制的态度，开始以近乎苛刻的标准稽查“玄鼎”商队。
“这犁铧弧度不对！分明是仿制我军中破障铲的形制！扣下！”
“这些书籍，虽非明令禁书，然内容多有蛊惑之嫌，全部没收查验！”
“尔等商队护卫，所持弓弩形制逾格，有违边境互市之约！须缴械！”
种种借口之下，数支“玄鼎”商队货物被扣，人员被羁留盘问，甚至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肢体冲突。更严重的是，一队运送新式织机样品和一批优质麻布前往兖州试探市场的商队，在边境被曹军以“夹带军械图谱”为由（实为织机结构图被曲解）全队扣押，货物尽没，人员被投入当地监牢。
消息传回逐鹿，负责边贸的官员又急又怒，李顺更是拍案而起：“曹贼欺人太甚！这是要彻底断我们的商路！府主，让末将领兵，去把咱们的人和货抢回来！顺便端掉他两个哨卡，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主掌律法与外交的潘濬则持重反对：“李将军息怒！曹魏此举，正是想激怒我们，制造大规模边境冲突的口实。若我军大举出动，正中其下怀！彼时可就不是商队纠纷，而是两国交战了！眼下我军备战尚未万全，民生亦需休养，岂可因一时之气，堕入曹魏彀中？”
“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咱们的人被扣，货被抢？以后谁还敢走商？”李顺怒道。
“自然不能。”徐庶沉声道，“需以强硬外交手段与精准军事威慑相结合。可立即派遣高阶使臣，携边境协议与货物清单，前往曹魏边境军镇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归还货物、惩处肇事军官，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令并州驻军，在争议地段进行战备等级更高的实兵演习，尤其展示石炮与新型弩阵，让曹军清楚看到我方决心与实力。此为‘以战止战’之策。”
张明远听取双方意见后，做出了决断：“潘文师负责外交交涉，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李敬之（李顺）督导演习，务必打出气势，但严禁首先越境开火。我们要让曹魏明白，封锁商路、扣押人员，需付出他们难以承受的政治与军事风险代价。但底线是，不主动开启全面战端。”
他顿了顿，看向舆图：“此外，通知刘圭，‘蛛网’在中原的力量，对曹魏边境军镇的将领，尤其是那些行事最跋扈者，进行背景调查。若其有贪渎、虐兵、与地方豪强勾结等劣迹，可设法将证据‘递送’给曹魏的御史或政敌。有时候，内部的刀子，比外部的矛更有效。”
外部的压力，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内部潜在的裂痕。就在边境紧张局势升温的同时，一场关于“玄鼎”未来道路的激烈辩论，在决策堂的扩大会议上爆发。
争论的焦点，再次回到了那个永恒的主题：在严峻的外部生存压力下，是应该坚持甚至强化现有的、相对“超前”的集体决策、注重公平与民生的制度，还是需要做出调整，适当加强中枢权威、提升决策与执行效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战争？
以陈方、韩洙等一批在实务学堂成长起来、对“大同”理念深信不疑的年轻官员为代表，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削弱“集体领导”和“法治理念”的调整。
“府主！诸位大人！”陈方情绪激动，“我‘玄鼎’立基之本，便在于‘天下为公’，在于制度胜于人治！若因外患而重走集权旧路，岂非自毁长城？昔日曹操、孙权，哪个不是集权高效？然其治下，百姓何辜？我等流血牺牲，开辟新路，不正是为了打破这‘效率’掩盖下的不公与循环吗？越是艰难时刻，越需坚守初心，以制度凝聚人心，此乃长久制胜之道！”
而以部分军队将领及一些负责军工、后勤生产的务实派官员为代表，则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位负责大型矿场管理的官员忧心忡忡：“下官并非不认同理念，然现实迫人。如今新规虽细，但遇紧急增产任务，层层审议、协调，耗时颇多。曹魏虎视眈眈，若真有大战，我生产调度能否如臂使指？是否需要授予某些要害部门在特定时期更大的临时决断权？”
一位中年将领也委婉表示：“军中讲民主、重评议固然好，然临阵决断，瞬息万变。是否需明确，在战时或高度戒备状态下，军事主官之权威应相应提升，以确保军令畅通、反应迅速？”
李顺这次没有直接嚷嚷，但显然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只是碍于张明远的态度，没有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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