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生个儿子，叶春燕四处求医，只要听说哪里有“灵验”的仙姑或者“生子偏方”，不管多远、多贵，她都要去试试。家里本来就不宽裕，大部分钱都被她拿去买了那些黑乎乎、苦兮兮的生子药，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她每天都要喝两大碗汤药，那药味又苦又涩，喝得她直皱眉头，可她从来没间断过，眼里只剩下“生儿子”这一个念头，仿佛只有生了儿子，她在这个家、在亲戚邻里面前才能抬起头来。
她把自己生不出儿子的怨气，都撒在了五个女儿身上。大女儿来儿十二岁，每天要洗衣做饭、照顾妹妹们，稍微做得慢点，就会被叶春燕打骂；二女儿念儿十岁，要带着妹妹们拾柴火、挖野菜，稍有疏忽，就会招来一顿呵斥。五个女儿在她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惹母亲生气。在叶春燕眼里，这五个女儿就是她生儿子的“绊脚石”，是“赔钱货”，根本不值得心疼。
何天良的日子也不好过。连生五个女儿，让他在厂里抬不起头。同事们总拿这事打趣他，“何天良，五朵金花，你可真有福气啊！”“什么时候能凑够六六大顺，再来个丫头片子？”那些看似玩笑的话语，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让他又羞又恼。
他心里既期盼叶春燕这次能生个儿子，了却他传宗接代的心愿，又害怕再次失望，那种在期盼与恐惧中反复煎熬的滋味，让他备受折磨。为了排解心里的苦闷，他酒喝得越来越凶，每天下班都要去小酒馆喝上半斤散装白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
一回到家，看到叶春燕那张布满焦虑和急切的脸，看到五个女儿怯生生的样子，他心里的火气就忍不住往上冒，把在厂里受的气、心里的憋屈，全都撒在妻子和女儿身上。“喝！喝！喝了那么多药，有什么用？我看这次还是个丫头！”“人家都笑话我断子绝孙，都是你们这些赔钱货害的！”他的怒骂声、叶春燕的啜泣声、女儿们的哭声，常常在狭小的屋子里回荡，让这个家的气氛紧张得如同一个随时会炸开的火药桶。
年关越来越近，何天良家的日子越发难过。看着别人家都在筹备年货，他家里却连买半斤肉的钱都凑不出来，心里更是焦躁。他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找了何天能一次，支支吾吾地想借点钱过年。
何天能看着弟弟那副醉醺醺、没精打采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也想帮衬一把，可一想起何天良平日里的所作所为——对女儿们非打即骂，对叶春燕的求子执念不管不顾，整天就知道喝酒发脾气，他又狠下心来拒绝了。
“天良，不是二哥不帮你，””何天能语重心长地说，“救急不救穷。你自己有手有脚，在钢厂有正经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只要你肯好好干，把喝酒的钱省下来，好好照顾老婆孩子，日子总能过下去。总指望别人借钱过日子，不是长久之计。”
他顿了顿，看着何天良泛红的眼眶，继续说道：“马上又要当爹了，你得有点当爹的样子和责任。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你的骨肉，都该好好疼惜。别再拿孩子撒气了，也劝劝春燕，别再迷信那些生子药了，好好养胎才是正经事。”
何天良被说得面红耳赤，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二哥说得对，可心里的执念和憋屈却让他无法释怀。他讪讪地站起身，狼狈地离开了何天能家。回到家后，他心里的火气没处发泄，又对着叶春燕和女儿们一通打骂，家里的低气压几乎让人窒息。叶春燕抱着肚子默默流泪，心里却依旧默念着“一定要是儿子”，仿佛只有生了儿子，才能改变这一切。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俗称“祭灶日”。按照通县的习俗，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爷，摆上糖瓜、灶糖，希望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保佑一家人来年平安顺遂、五谷丰登。
何家小院里飘出了甜甜的糖瓜香。李秀兰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二两灶糖，又用面粉烙了几个小小的糖饼，摆在灶台前。她点上一炷香，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灶王爷，您老人家上天多说好话，保佑我们家天能跑车平平安安，孩子们健健康康，来年日子越过越红火。”
何天能也早早地收车回了家，还带回了半斤花生和一小包瓜子。一家人围坐在炉子边，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虽然只是简单的白菜炖豆腐、贴饼子，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气氛温馨和睦。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滋滋地响着，给这个寒冷的冬夜增添了几分暖意。
“爸，妈，大哥信里说，他们学校也快放假了，不过他打算留在省城找个临时工做做，锻炼一下，也赚点生活费。过年一定回来！”何启平一边啃着手里的贴饼子，一边想起了大哥何承平的家书，连忙传达给父母。
何承平是家里的老大，如今在省城读高中，是全家人的骄傲。他性子沉稳、懂事，知道家里不容易，总想自己多挣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
“这孩子，就是太要强了。”李秀兰听了，心疼地念叨着，眼里却满是骄傲。儿子知道自立自强，懂得为家里分忧，这是她最欣慰的事。“省城冬天冷，不知道他有没有厚衣裳穿，吃饭能不能吃饱。”她又忍不住担心起来，盘算着要不要给孩子寄点吃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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