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的何虹平接过苹果，没有立刻吃，而是先闻了闻，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她比同龄人要早熟、敏感得多，这段时间在供销社帮忙，让她更能察觉到年关将近时，人心的浮动与变化。
供销社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货架前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脸上都带着焦急又期盼的神情，围着售货员问东问西，生怕自己想要的东西被别人抢光了。那些不要票证但价格偏高的糖果、点心柜台前，更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少人咬咬牙，还是愿意花钱买一点，给孩子尝尝鲜，也让年过得更有滋味。
虹平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听着人们的交谈。有人在抱怨票证太少，不够用；有人在猜测来年的光景，说可能会松快些；还有人在炫耀自己托关系弄到了紧俏的年货。这些细碎的话语和人们脸上的神情，都被她悄悄记在心里。她知道，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供销社里的热闹与拥挤，人们对年货的争抢与期盼，都是社会情绪变化的晴雨表，反映着大家对生活的渴望与焦虑。
她还发现，母亲供销社的同事们之间也多了些微妙的互动。平时大家各司其职，交流不多，可到了年关，互相帮忙捎带东西、分享年货信息的人多了起来。李秀兰也趁着这个机会，把家里菜园种的菠菜、萝卜分了些给关系好的同事，一来二去，关系愈发融洽了。虹平看着母亲与人打交道时的得体与真诚，心里暗暗记下，待人接物，真诚与体谅总是没错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迎接新年的热切氛围中。与何家小院的温馨和睦相比，老宅那边的气氛却一天比一天压抑，像是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
张翠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整天拉长着脸，看什么都不顺眼。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小儿子何天佑家依旧是那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何天佑本身就好吃懒做，不肯好好干活，妻子刘玉兰更是个只会抱怨、不会持家的，家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别说孝敬她这个当娘的年礼，反倒天天盼着她能从其他儿子那里刮点油水下来，贴补他们家用。
张翠花心里打着小算盘，她知道大儿子何天培在罐头厂上班，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二儿子何天能跑运输，津贴不少，家里也殷实。她几次三番地暗示何天能和何天培，想让他们多补贴点小儿子家，可两人的回应都淡淡的，没接她的话茬。
何天能每次回老宅，都会按规矩给她带些年货，逢年过节也从不缺孝敬，但多余的补贴却不肯给。他总说：“娘，该给您的我们绝不会少，但天佑也老大不小了，有手有脚，该自己挣钱养家，总指望别人补贴，不是长久之计。”张翠花听了，心里老大不高兴，觉得二儿子胳膊肘往外拐，不心疼自己的弟弟。
何天培家虽然条件稍好，但大儿媳水双凤是个精明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知道婆婆的心思，也清楚小叔子一家的德行，所以给婆婆的年礼总是准备得中规中矩——几斤面粉、二两红糖，不多不少，刚好符合礼数，想多要一点，门都没有。水双凤常跟何天培说：“咱们日子过得好，是咱们自己辛苦挣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天佑家穷，是他们自己不肯干，咱们没义务一直补贴他们。”何天培性子精明，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所以对母亲的要求，也只是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
张翠花的心思落了空，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又没地方发泄，何青萍自然就成了她首当其冲的出气筒。何青萍是何天佑的大女儿，今年十二岁，在老宅里过得如同透明人一般。张翠花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对两个孙子宝贝得不得了，对何青萍却怎么看都不顺眼，稍有不顺心，就把火气撒在她身上。
“你这死丫头，扫地都扫不干净，留着你有什么用！”张翠花手里拿着扫帚，指着地上的一点灰尘，对着何青萍破口大骂。何青萍低着头，默默地拿起扫帚，重新把地扫了一遍，不敢有半句辩解。有时候，她烧火做饭，稍微多添了点柴火，也会引来张翠花的一顿数落：“败家子！柴火不要钱买啊？就你会烧火，不知道省着点用！”
甚至吃饭的时候，何青萍多夹了一筷子咸菜，张翠花都会眼睛一瞪，骂道：“饿死鬼托生的？就知道吃！家里的粮食都被你这样的赔钱货吃穷了！”何青萍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待遇，她逆来顺受地低着头，默默地扒着碗里的粗粮，把所有的咒骂都屏蔽在外。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刻薄的话语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日积月累，早已结下了厚厚的痂，底下是化不开的怨恨。
没人看见的时候，何青萍的眼神会变得格外阴冷，她会死死地盯着张翠花藏粮票的小木匣，盯着鸡窝里那几只每天能下蛋、却从来轮不到她吃的老母鸡。她心里清楚，这个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留给弟弟们的，她不过是个多余的人，是个可以随意打骂、随意使唤的工具。
比老宅更压抑的，是三房何天良家。何天良在钢厂当工人，按理说有份正经工作，日子不该过得太差，可他和妻子叶春燕连生了五个女儿，日子就越过越拧巴。叶春燕如今怀着第六个孩子，已经八个多月了，肚子已经明显隆起，行动也有些不便，但她的脾气却越发暴躁古怪，几乎到了求子疯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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