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是掐了一些最鲜嫩的，送给关系好的邻居尝鲜，收获了连连称赞。接着，又试探着跟供销社负责蔬菜采购的同事提了一嘴，说是自家院里种的，吃不完，品相很好。那同事来看过之后，果然很感兴趣，以略高于普通蔬菜的价格，定期收购一部分。
这笔收入虽然微薄，每次不过块儿八毛，但对精打细算的李秀兰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完全由她自己主导、利用闲暇时间和方寸之地创造出的额外价值，证明了除了固定工资，还有其他的可能。她脸上的笑容多了，打理菜畦也更加上心。何天能看到妻子因为这点“小事业”而焕发出的活力，心里也暗自高兴，有时跑车回来，还会特意带点优质的农家肥。
何虹平将母亲的变化看在眼里，心中欣慰。她知道，这小小的菜畦，开启的不仅是贴补家用的渠道，更是母亲思想上的转变——从被动接受计划供应，到主动寻找市场缝隙，创造价值。这对于未来顺应改革开放的浪潮，至关重要。
就在李秀兰的“庭院经济”初见成效时，何承平从省城寄回了第二封家书。
信比第一封厚实了许多。除了照例报平安和描述校园生活外，他还详细提到了省城的一些见闻。他说省城的物资供应似乎比县城更丰富一些，街上人们的穿着也更显多样，他甚至看到有人偷偷摆卖一些自家做的手工品。他在信的末尾提到，学校图书馆很大，他除了看专业书籍，也开始接触一些经济学、企业管理方面的入门读物，觉得眼界开阔了许多。
何天能和李秀兰捧着信，反复看了好几遍。儿子描述的外面世界，让他们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隐隐的不安与憧憬。何承平信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更广阔天地的观察，让他们意识到，儿子正在以一种他们无法想象的速度成长和蜕变。
“承平这孩子，是真有主意了。”何天能感慨道，语气中带着骄傲，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被时代抛下的落寞。
何启平则对大哥信中提到的“有人摆卖手工品”更感兴趣，追着问：“爸，妈，那是不是就是说，以后自己做的的东西也能拿出来卖了？”
何虹平趁机引导：“二哥，要是你以后能修更多东西，甚至自己做出好用的工具，是不是也能像妈种的菜一样，换钱？”
何启平眼睛一亮，用力点头：“对！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修理师傅！”
何承平的来信，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何家每个人心中都激起了不同的涟漪，推动着他们去思考更远的未来。
与何家小院逐渐蒸腾向上的生气相比，老宅那边的气氛，则始终笼罩在一片压抑和算计的灰暗之中。
何青萍的日子越发难熬。上学无望，在家装乖也无法换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因为年龄渐长，被指派了更多的家务和农活。张翠花的打骂依旧随心所欲，刘玉兰的忽视变本加厉。她像一头被圈禁的、充满怨气的小兽，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用阴冷的目光舔舐内心的伤口，将所有的恨意深深埋藏。她开始偷偷留意家里的一切，何天佑偶尔藏起来的几毛钱，刘玉兰攒下的鸡蛋位置，张翠花放粮票的小木匣……一种扭曲的、试图掌控些什么的欲望，在她心底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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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车间，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何天良握着焊枪，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耳边却飘来同事们的窃笑：“看何天良，又是个丫头片子的命，五朵金花够热闹，这第六个怕是还得凑个‘六六大顺’！”
“就是，没个带把的，老何家香火要断咯！”
尖酸的话语像针一样扎进何天良心里，他猛地摔下焊枪，胸口憋得发慌。在钢厂干了十几年，他最恨别人提“五女”的事。他几个兄弟都有儿子，可到他这儿连生五个女儿，在邻里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下班铃一响，何天良没直接回家，拐进路边的小酒馆，打了半斤散装白酒，就着一碟花生米猛灌。酒精烧得他脑袋发昏，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把同事的嘲笑、自己的憋屈，全归罪到妻子叶春燕身上。
回到家时，天色已暗。叶春燕正坐在炕边，就着煤油灯喝一碗黑乎乎的汤药，眉头皱得紧紧的。她怀着五个月的身孕，肚子已显怀，脸上却没半点孕妈的柔和，满是急切与焦虑。这半年来，她私下四处求医问药，搜罗各种“生子药”，喝得满嘴苦涩也不罢休，眼里只剩“生儿子”这一个念头。
五个女儿挤在炕角，大的十二岁，小的才两岁，见何天良醉醺醺进门，都吓得缩起身子。何天良一眼瞥见桌上的药碗，怒火瞬间爆发：“喝！喝！喝了有用吗？又是丫头！你这辈子就只会生丫头！”
叶春燕被吼得一哆嗦，药碗差点摔了，哽咽着辩解：“这药灵验，大师说这次准是儿子……”
“准个屁！”何天良一脚踹翻板凳，“人家都笑话我断子绝孙，你看看这一窝丫头片子，我脸都被你们丢尽了！”他扬手想打，却被最小的女儿怯生生的哭声拦住，转而把火气撒在大女儿身上，骂道：“没用的东西，都是赔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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