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文人的 “洁身” 传统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是常态，而 “洁身自好” 则成为了文人志士坚守人格尊严、反抗世俗污浊的重要方式。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堪称屈原之后 “洁身自好” 的又一典范。陶渊明出身儒学世家，早年抱有 “大济苍生” 的政治理想，曾多次出仕为官。但东晋末年的朝堂，充斥着门阀争斗与权力倾轧，官场的腐朽与黑暗让他深感失望。他先后担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却始终无法适应官场的阿谀奉承与尔虞我诈。在彭泽县令任上，有一次郡里的督邮前来视察，县吏劝陶渊明 “应束带见之”，以示恭敬。陶渊明听闻后，长叹一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这句话道尽了他对世俗权贵的蔑视与对人格尊严的坚守。当天，他便毅然辞官归隐，从此远离官场，躬耕田园。
归隐后的陶渊明，过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的清贫生活。他种豆南山，采菊东篱，与自然为伴，与田园为友。虽然物质生活匮乏，常常 “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表达了自己摆脱官场束缚、回归自然本性的喜悦；在《饮酒》中写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千古名句，展现了 “洁身自好” 背后的精神自由与豁达。陶渊明的 “洁身自好”，不再是屈原式的悲壮抗争，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归隐与坚守 —— 他以放弃仕途的方式，守护了自己的人格清白与精神自由，为 “洁身自好” 增添了 “不与世俗妥协、回归本心本性” 的新内涵。
北宋理学先驱周敦颐，则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深化了 “洁身自好” 的文化内涵。他的《爱莲说》堪称 “洁身自好” 的精神宣言，文中以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的特质，比喻君子 “洁身自好” 的品格。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历任分宁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知州等职，始终坚守 “为官清廉、为民请命” 的原则。在南安军任职时，他面对权贵的压力，坚持为蒙冤入狱的平民平反，不惜与上级发生冲突；在郴州任上，他兴修水利、兴办学校，深得百姓爱戴。他在《爱莲说》中赞美莲花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实则是在阐释 “洁身自好” 的理想人格：内心通达、行为正直，不攀附权贵、不滋生邪念，品德高尚、令人敬仰。周敦颐将 “洁身自好” 从个体的人生选择，升华为一种可供后人效仿的君子人格范式，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修身” 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朝代更迭、山河破碎的乱世中，践行了 “洁身自好” 的家国情怀。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坚决拒绝仕清，以遗民自居，坚守民族气节。他遍历华北各地，考察山川地理，联络抗清志士，企图恢复明朝统治。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清贫自守的作风，拒绝接受清朝官员的馈赠与招安。他在《日知录》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担当，让他的 “洁身自好” 超越了个人品行的坚守，上升到了守护民族文化与家国大义的高度。顾炎武的 “洁身自好”，是在异族统治下对民族气节的坚守，是在乱世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为这一典故注入了 “爱国情怀” 与 “责任担当” 的厚重内涵。
从陶渊明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到周敦颐的 “出淤泥而不染”，再到顾炎武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代文人志士用自己的人生选择，不断丰富着 “洁身自好” 的内涵。他们的故事证明，“洁身自好” 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人格尊严、精神自由、家国大义的主动坚守，成为了中国文人阶层的精神底色。
（二）近现代的 “洁身” 践行
进入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严峻局面，“洁身自好” 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 它不仅是个人品行的坚守，更是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执着追求，是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对初心与使命的坚守。
近代着名教育家蔡元培，以 “洁身自好” 的品格，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民国成立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教育改革，主张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了封建教育的桎梏。后来，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进步学者任教，鼓励学生自由探讨学术与政治问题，使北大从一所封建官僚养成所，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与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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