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尤其注重官员的 “教化” 能力。在当时的治理理念中，地方官员不仅是行政管理者，更是道德教化的推行者，所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官员的道德修养、治理方式直接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生活质量与社会风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延寿这样一位注重教化、严于律己的官员，才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才有了 “闭门思过” 这一典故的诞生。
（二）主人公韩延寿：以教化为本的良吏
韩延寿（？— 公元前 57 年），字长公，燕国人（今北京、河北一带）。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韩义曾为燕王刘旦的郎中，因劝谏刘旦不要谋反被杀，韩延寿因此受到朝廷的优待，得以步入仕途。韩延寿先后担任过颍川太守、东郡太守、左冯翊（京城长安周边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市长，秩中二千石，地位显赫）等职，是西汉中期着名的循吏（指奉公守法、政绩卓着、注重教化的清官）。
韩延寿的治理理念以 “教化” 为核心，他认为，治理地方的关键不在于严刑峻法，而在于引导百姓树立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注重教化的政策：在颍川郡时，他针对当地宗族之间互相仇杀的陋习，大力倡导 “礼让” 之风，亲自召集地方长老、乡绅，讲解伦理道德，制定乡规民约，让百姓明白 “和睦邻里、孝顺父母” 的道理；他还设立学校，聘请贤师，教导百姓读书识字，提高文化素养。在他的治理下，颍川郡的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百姓乡化，孝弟之行兴焉”（《汉书?韩延寿传》）。
韩延寿不仅注重教化百姓，更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格。他为人谦逊宽厚，体恤民情，每次到地方巡视，都会亲自接见百姓，倾听他们的诉求；他对待下属以诚相待，赏罚分明，深得下属的敬重与爱戴。但同时，他也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和自省精神，一旦辖区内出现问题，他首先会反思自己的过错，而不是推诿责任。这种 “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正是他后来 “闭门思过” 的思想基础。
（三）事件起因：一场骨肉争讼引发的反思
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 57 年），韩延寿担任左冯翊。左冯翊管辖的区域包括京城长安及周边十二个县，人口稠密，社会情况复杂，治理难度极大。韩延寿到任后，一如既往地推行教化政策，深入各县巡视考察，了解民情吏治。
一天，韩延寿带领下属前往管辖范围内的高陵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巡视。刚到县衙，就接到了一起特殊的诉讼案件 —— 当地一对兄弟，因为争夺家产而闹上了公堂。这在当时并非罕见的案件，但韩延寿得知详情后，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中。
原来，这对兄弟原本关系和睦，父母去世后，却因为分割田地、房屋等家产产生了矛盾。起初只是言语争执，后来逐渐升级为肢体冲突，邻里多次调解无果，最终只能诉诸官府。韩延寿仔细询问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到兄弟二人原本都很孝顺父母，只是在利益面前迷失了心智，忘记了手足之情。
按照当时的法律，官府可以依法对兄弟二人进行裁决，划分家产，甚至对他们的争斗行为进行惩罚。但韩延寿并没有这样做。他看着堂下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的兄弟二人，又想到自己到任以来一直强调 “教化百姓、和睦宗族”，却依然出现了这样 “骨肉相残” 的事情，内心充满了自责。他认为，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仅仅是兄弟二人的过错，更反映出自己在教化工作上的失职 —— 没有真正让百姓领悟到 “兄友弟恭” 的伦理道德，没有营造出互敬互爱、礼让为先的社会风气。
（四）闭门思过：以己之过唤醒民心
当天晚上，韩延寿回到县衙的传舍（古代官员出差住宿的地方），召集了随行的掾史（下属官员），对着他们流下了眼泪。他沉痛地说：“我有幸得到朝廷的信任，担任左冯翊这样重要的官职，成为一方百姓的表率。我的职责就是宣扬圣贤的教化，引导百姓遵守伦理道德，让邻里和睦、宗族相亲。可如今，辖区内竟然出现了兄弟争夺家产、骨肉互相诉讼的事情，这不仅违背了人伦道德，破坏了社会风化，更让县里的贤能官吏、啬夫（负责诉讼、赋税的基层官员）、三老（负责教化的乡官）蒙羞受辱。这一切的过错，都在我这个左冯翊身上，是我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我应当首先引咎自责，请求退职。”
这番话让在场的下属深受触动。他们都知道，韩延寿到任后一直兢兢业业，为了推行教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起兄弟争讼案并非他的直接过错。但韩延寿坚持认为，作为一方最高长官，辖区内出现任何问题，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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