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未居高位,也未建立惊天功业,甚至在晚年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他的品德——对理想的执着,对他人的宽容,对教育的热忱——却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精神标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思想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影响了两千多年的社会伦理、政治制度、家庭教育。
如今,孔子已逝去两千五百多年,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仍在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他的墓前,至今仍有无数人祭拜;他的思想,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立德”的力量——肉体早已化为尘土,精神却如日月,永远照耀人间。
2. 立功:以功业安邦定国——大禹与“九州同”的梦想
“立功”的极致,是为天下苍生解决根本难题,奠定长治久安的根基。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立功而不朽”的最佳注脚。
相传在尧舜时代,洪水滔天,“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百姓只能躲在山上,吃野菜、喝泥水,生死难料。尧派鲧治水,鲧用“堵”的方法,九年无果,被舜处死。舜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禹接过治水的重任时,新婚才四天。他知道,治水不仅是任务,更是救万民于水火的使命。他改变了父亲“堵”的策略,改用“疏”——顺着水的本性,开凿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为了摸清地形,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走遍了天下的山川河流。
传说中,他在外治水十三年,三次路过家门都没进去。第一次,妻子刚生下儿子启,他听到婴儿的哭声,脚步顿了顿,却想到还有千万百姓在洪水中挣扎,狠心离去;第二次,启已经会走路了,看到他喊“父亲”,他只是挥了挥手,继续赶路;第三次,启已长大,拉着他的衣角想让他回家,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等洪水退了,爹就回来。”
十三年间,他“身执耒臿,以为民先”,手脚磨出了厚茧,小腿上的汗毛都被洪水和泥土磨掉了,脸晒得黝黑,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许多。但最终,他疏通了九条大河,筑起了九座大堤,让洪水归入大海,百姓得以回到平原,耕种土地,安居乐业。
治水成功后,禹又“定九州”——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划定疆域,制定贡赋,为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舜晚年,将天下禅让给禹,正是因为他“平水土,定九州”的盖世奇功。
大禹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修建了禹庙,尊称他为“大禹”(“大”是“伟大”之意)。两千多年来,无论王朝更迭,“大禹治水”的故事始终被传颂,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心,“疏而非堵”的智慧,“身先士卒”的担当,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每当国家面临重大灾难——无论是洪水、地震,还是疫情——人们总会想起大禹,想起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功业精神。这便是“立功”的不朽:你解决的难题越根本,惠及的人越广,你的名字就越能穿透时光。
3. 立言:以思想启迪后世——司马迁与《史记》的“千古之绝唱”
“立言”的力量,在于用文字记录真相、传递思想,让后人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用一部《史记》,诠释了“立言不朽”的重量。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毕生梦想是写一部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的通史。司马谈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我们家世代为史官,你一定要继承遗志,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
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二十岁便游历天下,考察历史遗迹:在汨罗江凭吊屈原,在曲阜瞻仰孔子庙堂,在沛县探访刘邦故里……他收集了无数一手资料,为着史做准备。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公元前99年,李陵将军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谴责李陵,唯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他“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投降或许是权宜之计。这番话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被判处“腐刑”(宫刑)。
这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曾想过自杀,但每当想起父亲的遗愿,想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他便咬牙坚持下来。他在狱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选择了“重于泰山”——忍辱负重,完成《史记》。
出狱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在别人的嘲笑与同情中,夜以继日地写作。他查阅宫廷档案,核对民间传说,秉笔直书:既写帝王的功绩,也揭露他们的荒淫;既赞英雄的壮举,也不避讳他们的缺陷。他为刺客、游侠、商人立传,因为在他眼中,这些人同样有值得记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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