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无眠。李静躺在床上（医院租来的简易陪护床），听着陈远平稳了许多的呼吸声，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夜车声响，脑海中反复预演着王芳口中那个“采访”。怎么说？说什么？哪些能说？哪些“慎言”？那张神秘的警告纸条，像一道冰冷的枷锁，锁住了她的喉咙，让她对即将到来的曝光既渴望又恐惧。渴望它带来的可能帮助，恐惧它可能引来的未知麻烦。
天刚蒙蒙亮，她就起来了。用冷水洗了把脸，对着病房卫生间里模糊的镜子，她努力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头发，试图抚平衣服上顽固的褶皱。镜中的女人眼窝深陷，脸色蜡黄，眼神里交织着疲惫、焦虑和一丝强撑起来的、近乎麻木的镇定。这就是即将面对镜头的样子。
上午九点刚过，王芳就陪着一位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背着相机包、手里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的女记者来到了病房。记者姓周，看起来很干练，眼神锐利却并不让人感觉咄咄逼人。她先是快速扫视了一圈病房环境，目光在陈远身上、两个孩子身上，最后落在李静脸上，停留了片刻。
“李女士，你好，我是《林城晚报》的记者周敏。王社工应该跟你说过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周记者的声音清晰平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亲和力。
李静紧张地点点头，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周记者，你好……麻烦你们了。”
采访就在病房角落进行，尽量不影响其他病人。周记者的问题很有条理，从陈远怎么发病、之前在哪里打工、如何失去联系，到李静如何带着孩子千里寻人、在陌城经历了什么、如何来到林城、目前面临的困境……李静按照王芳的叮嘱，也按照自己内心的底线，尽量客观地叙述。她说了陈远在工地可能劳累过度，淋雨生病，后来失去联系；说了自己带着孩子一路打听的艰辛和恐惧；说了在林城医院的困境和巨额医疗费的压力；说了王社工和医院方面的帮助；也说了对未来的茫然。
关于陌城的具体细节，尤其是“老六”、赌债、暴力胁迫，她一概模糊处理，只说“那边环境乱”、“可能被人骗了”、“身上东西都丢了”。当周记者追问细节时，她便低下头，声音哽咽：“那些事……我不想再提了，太难受了……现在只想我丈夫能好起来，孩子能有口饭吃。”
她的眼泪是真实的，恐惧是真实的，走投无路的绝望也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情感，透过她朴素甚至笨拙的语言，反而更具冲击力。周记者没有过多逼迫，只是认真地记录着，不时安抚地点头。
采访也涉及了陈曦的病情和小宝的懂事。小宝被问到“想不想爸爸好起来”时，红着眼圈用力点头，小声说：“想。我想爸爸带我回家。”这一幕被周记者的相机悄然记录下来。
采访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结束时，周记者合上笔记本，对李静说：“李女士，你们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非常不容易。我们会尽快整理报道，争取早日见报，呼吁社会关注和帮助。另外，”她看了看病床上的陈远和两个孩子，“报道可能会用化名，也会对孩子的面部做处理，保护你们的隐私。但基本情况需要如实反映，才能引起共鸣。”
“谢谢，谢谢周记者。”李静连声道谢，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曝光，意味着可能的援助，也意味着他们的伤口将被公之于众，被无数陌生人评说。更意味着，某些不希望他们被关注的人，可能会看到。
周记者和王芳又低声交谈了几句，便告辞离开了。王芳留下来，陪着有些恍惚的李静。
“李姐，说得很好。”王芳鼓励道，“真实最有力量。周记者是资深民生记者，笔下有温度，报道出来反响应该不错。我们等消息。”
李静点点头，没说话。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医院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能有多少人看到？又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帮助？一切都是未知数。
下午，病房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一个穿着质地精良的深灰色羊绒大衣、提着果篮和营养品的中年男人，在护士的指引下走了进来。男人约莫五十出头，身材微微发福，面容和善，眼神却透着生意人的精明。
“请问，是陈远先生的家属吗？”男人微笑着开口，声音洪亮，带着本地口音。
李静警惕地看着他，点了点头。“您是？”
“我姓江，江大川，是做建材生意的。”男人自我介绍，将果篮和营养品放在床头柜上，“我在报纸上……哦不，是听朋友说起你们家的情况，非常同情。陈老弟年纪轻轻遭这个罪，你们孤儿寡母的更不容易。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报纸？报道还没出来。听朋友说起？哪个朋友？李静心中的警惕更甚。她看了一眼王芳，王芳也微微蹙眉，显然不认识此人。
“江先生，太客气了，我们素不相识，这……”李静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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