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会见室比派出所的询问室更冷。不是温度上的冷，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与世隔绝的冷。墙壁刷着惨淡的米黄色，上面有细密的裂纹，像一张张干涸的河床。铁栏杆把房间分成两半，这边是律师和家属，那边是穿着橘色马甲的嫌疑人。
秦思思坐在栏杆后面，双手放在桌面上，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手铐。她的头发被剪短了，齐耳，露出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脖子。橘色的马甲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更显得人形销骨立。
三天了。从刑拘到现在，整整七十二个小时。这七十二个小时里，她睡在八人一间的监室里，听着其他女犯人的鼾声、梦话、哭泣声；吃着千篇一律的馒头咸菜；在固定的时间放风，看着高墙上方那一小片被铁丝网切割的天空。
时间在这里被无限拉长，每一分钟都像一年。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那些曾经被愤怒和怨恨淹没的东西，开始一点点浮出水面。
恐惧。
对，是恐惧。不是对方旭的恨，不是对生活的怨，而是最原始的、动物般的恐惧——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对未知刑罚的恐惧，对未来彻底崩塌的恐惧。
她想起管教昨天说的话：“你这案子，数额不小，又有前科，估计得判实刑。好好表现，争取宽大处理。”
实刑。这两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她心上。
栏杆这边，唐荣天律师翻开笔记本，语气平静无波：“秦女士，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了。现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大概一个月左右会移送法院。”
秦思思的手指微微颤抖：“唐律师，我……我会判多久？”
“这个要看法院认定。”唐荣天推了推眼镜，“故意损坏财物罪，数额五万元以上，基准刑期是一到三年。如果有从重情节，比如多次作案、手段恶劣、拒不认罪等，可能会往三年靠。如果有从轻情节，比如认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可能会往一年靠。”
一年到三年。秦思思的呼吸急促起来。她才三十四岁，如果判三年，出来就三十七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那……那如果我取得谅解呢？”她急切地问，“方旭，我前夫，如果我求他原谅，他会不会……”
唐荣天看着她，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秦女士，方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拒绝出具谅解书。而且，他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你赔偿全部经济损失五万八千元。”
“我可以赔！”秦思思几乎要站起来，手铐撞在桌面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我有钱……不对，我没有……但我可以借，我可以打工还！唐律师，你帮帮我，帮我跟方旭说，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愿意赔偿，只要他原谅我……”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眼睛里是真实的恐慌。
唐荣天沉默了片刻：“秦女士，有些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我必须说。你现在说知道错了，愿意赔偿，可当初你做那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划车的时候，砸窗的时候，留那张字条的时候，你想过今天吗？”
秦思思哑口无言。她没有想过。或者说，她想过了，但当时的愤怒和怨恨压倒了理智，让她根本不在乎后果。
“现在知道怕了，已经晚了。”唐荣天合上笔记本，“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会尽力为你争取合法权益。但我也必须告诉你，你做的事，在法律上、在情理上，都很难得到谅解。”
会见结束，管教把秦思思带回监室。走廊很长，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走到一半时，她突然停下脚步。
“管教，我……我能打个电话吗？”她的声音很小，带着乞求。
管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表情严肃，但眼神并不冷酷：“按规定，刑事拘留期间不能随便打电话。但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
“特殊情况……”秦思思喃喃道，然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我……我想给我前夫打个电话，道歉，求他原谅。这算特殊情况吗？”
管教看着她，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我帮你问问吧。但不保证能批准。”
申请递上去，竟然批了。可能是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也可能是管教帮她说了话。第二天下午，秦思思被带到了管教办公室。
电话机是旧式的座机，黑色的，听筒很沉。管教站在旁边，示意她可以打了。
秦思思的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才按对了号码——那个她曾经倒背如流，后来拉黑删除，但从未真正忘记的号码。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每一声都敲在她的心上。
响了六声，就在她以为不会有人接的时候，电话通了。
“喂？”方旭的声音传来，平静，疏离。
秦思思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她捂住嘴，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喂？请问哪位？”方旭又问了一遍。
“是……是我。”秦思思终于开口，声音哽咽得几乎听不清，“方旭，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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