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南洋的废奴巡视，陷入僵局之时，基隆总会总部，也迎来了一件大事——理藩仲裁院，将要审理第一起正式的国际仲裁案。
原告，是高丽国的一家大型商号。被告，是日本萨摩藩的一支船队。
案情本身，其实并不复杂。
一个月前，在东海的一处公海航道上，高丽商号的一艘满载着人参和丝绸的福船，与日本萨摩藩的五艘武装商船，发生了碰撞。
高丽福船，当场沉没，货物尽失，船员死伤惨重。
高丽方指控，是日本船队，故意撞沉了他们的船，是赤裸裸的海盗行径，要求日本方面，不仅要全额赔偿损失，还要交出凶手，严惩不贷。
而日本方面，则坚称，是高丽福船，不遵守航行规则，抢占航道，才导致了这起“不幸的意外”。他们不仅拒绝赔偿，反而要求高丽方面，赔偿他们船只受损的修理费用。
双方在各自的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国内的民众情绪，也都被煽动了起来，大有要因此，爆发一场海上冲突的架势。
最终，还是高丽国王，想起了刚刚成立的“礼约总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这起纠纷，提交到了理藩仲裁院。
日本方面，起初还不愿意，觉得这是在向大宋低头，有损颜面。但后来，又怕自己不参与，仲裁院会做出对他们不利的缺席判决，最终也只能捏着鼻子，派了代表前来。
这起案子，立刻就吸引了总会里，所有人的目光。
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海事纠纷。这是对“理藩仲裁院”，这个新生事物的，第一次公开的、严峻的考验。
如果，仲裁院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这起纠纷，让双方都信服，那它的威信，就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再有类似的国际争端，大家就多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渠道。
可如果，处理不好，判决无法服众，甚至引发更大的矛盾。那这个仲裁院，就会沦为一个笑话，“礼约总会”的公信力，也将荡然无存。
开庭当天，仲裁院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几乎所有在基隆的各国使节和代表，都来了。他们都想亲眼看看，大宋，到底要怎么唱这出戏。
仲裁庭的法官席上，坐着三个人。
中间的，是主审法官，大宋前大理寺卿，郑修年。一个年过六旬，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他一生断案无数，以铁面无私、注重证据而闻名。
左右两边，分别是高丽和日本，各自推选的一名陪审法官。
庭审开始，气氛庄严肃穆。
高丽方的状师，首先陈词。他声泪俱下地，描述了己方商船的惨状，控诉了日本船队的“残暴”和“贪婪”，并拿出了一份幸存船员的血书，作为证据。
整个陈述，充满了感情色彩，极具煽动性，引得旁听席上的高丽代表，一个个义愤填膺。
紧接着，日本方的代表，也站了起来。他是个身材矮小的武士，态度倨傲。他矢口否认了所有指控，并反驳说，高丽人，一向狡诈，他们的证词，根本不足为信。他还声称，是高丽福船，悬挂了假冒的信号旗，才导致了误判。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论的焦点，很快就从事实本身，转移到了，对对方民族品性的攻击上。
整个法庭，变得像个菜市场。
主审法官郑修年，一直沉默地听着，没有插话。直到双方，都说得口干舌燥，他才拿起桌上的惊堂木，轻轻一敲。
“肃静。”
他那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不大，却瞬间，让整个法庭，都安静了下来。
“原告，被告，”郑修年缓缓开口，目光，如同鹰隼一般，扫过双方的代表，“本席，不想听你们，在这里，争论谁更高尚，谁更卑劣。本席，只想知道，事实。”
他转向高丽方的状师。
“你说，被告船队，是故意撞击。可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故意’？”
高丽状师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道：“他们……他们人多船众，我们的船，只有一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本席不要‘明摆着’，”郑修年摇了摇头，“本席，只要证据。”
他又转向日本方的代表。
“你说，原告福船，悬挂了错误的信号旗。可有证据？”
日本武士昂着头，说道：“我们五艘船上，上百名水手，都亲眼看到了！这，就是证据！”
“人证，可以作为参考。但人，会看错，也会说谎。”郑修年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本席，需要更可靠的证据。”
他顿了顿，从手边的文件里，拿出了一份东西。
“这是，总会‘海事商约司’，在事发后，派出的勘探船，在沉船附近海域，打捞上来的，原告福船的，主桅杆残骸。”
他示意书记官，将一份拓印的图纸，展示给所有人看。
“大家请看，根据我们对残骸上，信号旗绳索的磨损痕迹，以及缠绕在滑轮里的，旗帜布料碎片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在碰撞发生前的半个时辰内，原告福船，确实，悬挂的是‘我船失控，请速避让’的信号旗。这一点，与被告方的证词，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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