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汽车载着魂不守舍的溥仪、婉容、文绣，以及一路无言的鹿钟麟，没有驶向未知的街头，而是拐进了位于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俗称北府）。这里，是溥仪出生的地方，也是他父亲摄政王载沣如今的家。
一下车，溥仪就被一种更深的恐惧攫住了。北府内外，已经被冯玉祥的军队严密监视起来。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将这座王府围得如铁桶一般。这哪里是“自由择居，民国予以保护”？分明就是软禁！
府内早已乱成一团。老醇亲王载沣急得团团转，见到儿子回来，不是喜悦，而是更大的焦虑。他本就性格懦弱，胆小怕事，如今这“皇帝儿子”被硬塞回家里，外面还围着重兵，简直是天塌下来的大祸！他搓着手，唉声叹气，反复念叨着：“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 完全没了主意。
溥仪看着父亲这般模样，心里更是凉了半截。原本指望家里能有个依靠，没想到父亲比他还慌。此刻，他不再是皇帝，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落魄贵族，而是一个可能随时被进一步“清算”的、极其危险的“前朝祸根”。
各种可怕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疯狂滋生。冯玉祥会不会杀我？会不会像法国大革命处决路易十六一样，把我推上断头台？就算不杀，会不会永远把我关在这里，不见天日？这种对未知命运的极端恐惧，远远超过了离开紫禁城时的那点失落感。
北府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遗老们如丧考妣，纷纷跑来，不是哭诉，就是发表一些毫无用处的“忠君”言论，甚至有人提议让溥效仿崇祯皇帝“殉国”，以全名节——这种混账话更是把溥仪吓得够呛。婉容和文绣哪里见过这等阵势，整日以泪洗面，惶恐不安。
溥仪感觉自己就像砧板上的一条鱼，随时等待落下的屠刀。他吃不下，睡不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比如门外士兵的换岗声、汽车的引擎声——都能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
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重围和恐惧之中，一丝“外界”的信号，正小心翼翼地试图穿透进来。
一直关注着此事的外国势力，特别是日本公使馆，行动了起来。日本人对这位下台的中国皇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亲自出面，向民国政府提出“抗议”，声称以如此粗暴手段对待溥仪，恐怕会引发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和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他更派手下书记官（实则是情报人员），千方百计地与北府内部取得联系。
消息开始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传递进来。有的是夹带在送菜、送日用品的篮子里；有的是通过某个能出入府邸的、被收买的仆役；甚至是通过溥仪信任的弟弟溥杰。
传递进来的信息，无一不包裹着糖衣炮弹。先是表达“深切同情”和“极大愤慨”，谴责冯玉祥的“兵痞行径”、“违背信义”。然后，开始描绘美好的前景：日本是东亚的领袖，与中国同文同种，深深同情皇帝的遭遇，绝不会坐视不管。最后，是极具诱惑的实质性“关怀”：如果陛下觉得在北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日本公使馆愿意提供“完全的保护”，那里是“绝对安全”的所在。
这些信息，对于深陷恐惧深渊、孤立无援的溥仪来说，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虽然他内心深处或许对日本人也有所警惕，但在眼前这随时可能丧命的巨大恐惧面前，任何伸过来的手，他都会拼命抓住。父亲载沣对此坚决反对，他害怕因此彻底开罪民国政府，引来杀身之祸。但溥仪已经听不进去了。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
一天夜里，北府的电话铃突然尖锐地响起（电话线尚未被切断）。载沣战战兢兢地接起，对方是一个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自称是日本公使馆秘书的人。电话里的声音礼貌而坚定，再次重申了“保护”的意愿，并暗示时间紧迫，冯玉祥可能随时会有“进一步的动作”。挂断电话后，载沣面色惨白，拿着话筒的手不住颤抖。而躲在门外偷听了这一切的溥仪，心脏却狂跳起来，不是害怕，而是一种看到逃生通道的激动。他回到自己临时的房间，从抽屉最深处摸出一张小小的、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有一个日本人秘密传递给他的、位于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的联系地址。他看着那张纸片，又望了望窗外黑夜里士兵晃动的黑影，一个无比冒险却又充满诱惑的计划，在他心中疯狂滋长。逃出去！逃到东交民巷去！可是，外面守卫森严，如何能逃得出去？这会不会是另一个陷阱？但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溥仪攥紧了那张纸片，仿佛攥住了自己唯一的生路，手心里全是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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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北府惊魂的短短二十天，是溥仪人生中又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其心理冲击甚至超过了被逐出宫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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