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大婚后的紫禁城，表面上看，似乎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溥仪有了皇后和妃子，继续着他的“帝王”生活，读书、游宴、接见（主要是遗老）、在宫里骑着自行车横冲直撞。庄士敦带来的西方影响依旧存在，他甚至开始和婉容、文绣用英文通信，起了洋名字（亨利、伊丽莎白等），宫墙之内，上演着一出中西混杂的古怪戏剧。
然而，红墙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民国政坛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愈演愈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正当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激战正酣时，他麾下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秘密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的军队控制了北京城，软禁了总统曹锟。冯玉祥本人则是一位具有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军阀，他对清室小朝廷的存在早就看不顺眼，认为那是封建余孽，是民国肌体上一个丑陋的“阑尾”，更是可能随时引发复辟隐患的毒瘤。加之当时有传言称，溥仪及其近臣与奉系张作霖乃至外国势力有所勾结，这更给了冯玉祥动手的理由。
政变成功后的第四天，11月4日，摄政内阁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做出一项石破天惊的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即刻驱逐溥仪出宫！
这项新修正的条件极其苛刻：
1. 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溥仪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
2. 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原为四百万两），另拨二百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
3. 清室即日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予以保护。
4. 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保护。
5.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公产则归民国所有。
11月5日，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上午九点，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以及社会名流李石曾（代表新成立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带着几十名军警，荷枪实弹，直扑神武门。
宫内顿时乱作一团。太监宫女惊慌奔走，遗老大臣面如土色。内务府大臣绍英慌忙出来接待，试图周旋，哀求宽限时日。
鹿钟麟态度坚决，毫不退让。他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扔给绍英，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限溥仪及其宫内人等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否则……景山上就要开炮了！” —— 这后来成为一句极具威慑力的名言（虽然后世考证开炮很可能是恐吓，但当时极具效果）。
消息传到养心殿，溥仪正在和婉容吃水果。闻听此言，他手里的苹果“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粗暴！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宫里炸了锅。太妃们哭天抢地，死活不肯走。王公大臣们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溥仪倒是表现出了一丝异常的“镇定”——或许是吓懵了，或许是庄士敦平日灌输的“西方君主面对变故时应有的风度”起了点作用。他被迫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紫禁城数百年历史上最混乱、最仓皇的时刻。溥仪、婉容、文绣以及太妃们，在手忙脚乱中收拾细软（能带走的有限）。太监宫女们更是人心惶惶，有人甚至趁机偷藏宝物。整个皇宫哭喊声、催促声、搬运声响成一片。
下午三点，最后的时刻来临。溥仪带着家眷，在鹿钟麟等人的“护送”下，走出了神武门，回头望了一眼他生活了整整十六年的紫禁城。夕阳照在琉璃瓦上，依旧金光灿烂，却无比刺眼。从此，他再也不是这里的“主人”了。
几辆汽车等候在门外——这是民国政府为他们准备的。溥仪、婉容、文绣上了一辆车。鹿钟麟也坐上了他们的车，亲自“押送”。
汽车缓缓启动，驶离了那座巨大的、红色的牢笼，也驶向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车内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溥仪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北平街道，那些他曾经只能用望远镜窥视的市井生活，如今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他却毫无心情。突然，一直沉默的鹿钟麟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溥仪，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陛下，您是要做平民，还是要做皇帝？” 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剥开了所有华丽的伪装，直指溥仪存在的核心矛盾。是做一个拥有自由却失去尊荣的普通人，还是继续追逐那个虚无缥缈却让他付出一切代价的皇帝梦？溥仪愣住了，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和他身边所有人的命运。汽车朝着醇亲王府（北府）的方向驶去，而溥仪的内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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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影响深远而复杂。
1. 彻底终结封建帝制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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