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春天，紫禁城的红墙内，暗流涌动。那份凝聚着康有为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血泪与呐喊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虽未能撼动顽固的堤坝，却在光绪帝那濒临绝望的心湖中，激起了滔天巨浪！
养心殿的烛火常常彻夜不熄。光绪帝屏退左右，一遍又一遍地研读着康有为后续呈递的奏折（《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以及《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那些描绘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后国家由弱变强的图景，如同黑暗中透出的曙光，死死攫住了他年轻而痛苦的心！
“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的警句如同惊雷，在他耳边炸响。他环顾四周：朝堂之上，衮衮诸公多是些皓首穷经、只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腐儒；地方官吏，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军队羸弱，不堪一击；国库空虚，债台高筑；列强环伺，磨刀霍霍……这大清的江山，正如康有为所言，已是“如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再不变法，真真是死路一条了！
一股前所未有的、夹杂着恐惧与亢奋的决绝之情，在光绪帝心中疯狂滋长。他不能再做那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了！他要变法！要像明治天皇那样，乾纲独断，励精图治，挽狂澜于既倒！哪怕……哪怕要触怒皇额娘，也在所不惜！
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光绪帝在征得慈禧太后“原则上同意”（慈禧此时对变法态度尚在观望，认为光绪折腾不出大浪）后，于紫禁城乾清宫，当着王公大臣的面，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一道石破天惊的诏书——**《明定国是诏》**！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诏书开篇，痛陈时弊，然后，笔锋如刀，直指核心：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这短短的几百字诏书，如同一声惊雷，炸响在死气沉沉的紫禁城上空！它正式宣告：大清帝国，要变法了！要向西方学习了！
“变法诏书”一出，天下震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了古老帝国涅盘重生的希望！
光绪帝更是如同挣脱了枷锁的猛虎（或者说，是急欲证明自己的困兽），以惊人的热情和速度，开始了他“百日维新”的冲刺！在短短一百零三天里（6月11日至9月21日），他如雪片般颁布了一百多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变法谕旨：
* **政治：** 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裁汰冗员，澄清吏治。
* **经济：** 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发展实业，保护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编制国家预算决算。
* **军事：** 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西法编练新式陆军（如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筹设武备大学堂。
* **文教：** 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作为最高学府；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术；鼓励创办报纸，翻译西书（设译书局）。
* **社会：** 准许旗人自谋生计；提倡实业，奖励发明创造。
一道道诏书，如同疾风骤雨，猛烈地冲击着大清帝国这艘古老破船的每一个角落！紫禁城内，光绪帝废寝忘食，召见维新志士（尤其是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虽品级不高，却可专折奏事），急切地询问变法方略，催促新政落实。年轻的皇帝眼中燃烧着近乎狂热的火焰，他太渴望改变，太渴望证明自己了！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完成别人几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然而，这疾风骤雨般的变法，却如同一柄双刃剑，在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迅速激起了滔天巨浪！
**风暴的核心，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剧烈冲突：**
* **顽固派的疯狂反扑：** 以大学士徐桐、刚毅、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为首的守旧官僚，视变法为洪水猛兽，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他们或公开抵制，或阳奉阴违。被裁撤衙门的官员、失去“铁杆庄稼”的旗人、靠八股文谋生的腐儒……这些利益受损者迅速集结在顽固派周围，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他们不断向颐和园哭诉，称光绪被“康党”小人蒙蔽，变乱祖制，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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