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的烛火，在康熙皇帝玄烨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连日来，天幕的揭示已如钝刀刮骨，从财政积弊、吏治腐败、精神奴化，直至其个人被指为王朝覆灭的“奠基者”，每一次都带来深入骨髓的痛楚与幻灭。康熙本以为自己的心境已如死水，再难掀起惊涛。然而，当今夜幽光再度亮起，以最直接、最血腥、最不加掩饰的笔触，系统梳理其先祖努尔哈赤、其父皇太极、其子顺治乃至他本人玄烨，在征服与统治过程中所犯下的、被天幕直斥为“反人类”、“种族灭绝”、“杀人狂魔”的累累暴行时，一种超越愤怒、羞耻、悲凉的，近乎灵魂被抽离躯壳的冰冷与虚无感，彻底笼罩了他。这不再是批判政策，而是审判血脉；这不再是探讨得失，而是宣告罪孽。
光幕开篇，便将矛头指向后金崛起时期的“嗜血恶鬼”努尔哈赤。详细引述了努尔哈赤与明将毛文龙的往来书信，展示其“杀人有理”的诡辩逻辑。接着，列举“杀穷鬼”（天命九年屠杀“无谷之人”）、“杀富户”（天命十年及后续屠杀富户）的暴行，引用《明季北略》记载“穷也杀，富也杀……如此三年，而辽民靡有遗者”，直指其为“种族灭绝”。康熙看到“杀穷鬼、杀富户”这六个字，以及“辽民靡有遗者”的结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自幼受汉文化熏陶，读圣贤书，虽知开国艰难，战事酷烈，但将屠杀平民如此系统化、理由化（因穷而杀，因富而杀），甚至宣称“杀之，理也”，这完全突破了他认知中“王者之师”的底线。太祖皇帝的形象，在这一刻与他记忆中那个“承天景命”的开创者产生了可怕的分裂。
第二部分，“南下入关阶段杀人狂魔”，聚焦皇太极时期。天幕引用《东华录》等记载，展示皇太极、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等满洲贵族议事时，关于“焚其庐舍”、“取其财物”、“杀其人”、“残毁其屯堡”、“尽行诛戮”的赤裸裸的掠夺与屠杀战略。尤其指出皇太极要求“既要屠城，也要屠村”。并列举济南屠杀“百万”（引用兵科抄奏及皇太极自称），大同屠城令，以及多铎在扬州“将其城内军民全部屠杀”的蒙古文档案。更引用多铎的檄文，揭露其“屠戮妻子为俘，是岂馀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的虚伪，以及清军攻克镇江后将婴儿串于马槊、妇女自尽、战后欲驻防遭汉官反对时，顺治帝“镇江阖城从贼理应诛戮!”的冷酷言论。
康熙浑身冰凉，仿佛置身于数九寒天。济南百万、扬州十日、镇江惨案……这些他或曾耳闻，但被官方史书轻描淡写或归咎于“贼”、“顽抗”的往事，在天幕引用的原始档案和时人记述下，呈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和规模。尤其看到自己的父皇皇太极与其他亲王贝勒，在议政时如此直白地讨论屠杀与破坏，看到叔父多尔衮、多铎下达的屠城令，看到兄弟顺治（福临）那“理应诛戮”的咆哮……他感到爱新觉罗氏的发家史，被一层层剥去所有“天命所归”、“吊民伐罪”的粉饰，只剩下赤裸裸的、有组织的、规模空前的暴力征服与种族清洗。那句“一天不杀人，就不配做满人吗？”的讽刺，如同毒刺，扎入他的心窝。
第三部分，“建国之后康麻子屠夫”，矛头直指康熙本人。天幕揭露其在三藩之乱期间，对八旗军掳掠汉民为奴的行径视而不见，反斥汉官李之芳“请给还难民子女”的奏请，并说出“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孳！”的言论。更具体指出其在清军入川缺粮时，下“就地打粮”谕旨，实为纵兵抢掠，导致川民惨状“比之二战日本鬼子进村还要残暴”。对于江西战后重建请求，再次以“皆其自作之孽”驳斥。甚至将江南疫情归咎于“一念和尚作反”，而对满洲兵士则关怀有加。天幕总结，康熙视南方汉民为“自作孽”、“咎由自取”，是“暴戾无道”的典型，是“反人类的杀人恶魔政权”的首脑。
“皆其自作之孽……”
“就地打粮……”
“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
康熙瘫坐在御座上，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话，有些他依稀记得，是在极度焦灼、对战局和汉人反复充满疑虑与愤怒时所言；有些“就地打粮”的指示，或许确有，但当时视为战时不得已之举。然而，在天幕的串联与解读下，它们汇聚成一条清晰的线索：在他康熙皇帝心中，那些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被八旗将士掳掠奴役的汉民，其苦难并非征服者的暴行所致，而是“其自作之孽”！他关怀满洲将士，因为他们是他统治的根基；他漠视甚至苛责汉民苦难，因为在他潜意识里，这些人始终是“被征服者”，其顺从是应当，其反抗是罪孽，其苦难是自找！这种根深蒂固的、连他自己都未必完全清晰意识的“征服者心态”和“族群等差”观念，被天幕无情地揪出，曝晒在万朝目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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