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帝都，秦淮河畔的桨声灯影依旧，但在象征着文脉正统的南京国子监内，一场席卷思想界的风暴正在酝酿，其激烈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海上争锋的炮火连天。
事情的导火索，源于一份张贴在国子监“敬一亭”旁公告栏上的《格物求真刍议》。这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文章，作者署名为“浙东黄宗羲”，其行文纵横捭阖，引经据典，却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对“格物致知”的传统解释。文章认为，朱子所谓“即物穷理”，过于偏向内心道德的省察，而忽略了对外在客观事物的探究。真正的“格物”，当如《大学》所言，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其核心在于通过观察、实验、推理，去穷究事物本身的规律与原理。他大胆提出，“格物院观星测地、研机造器、探矿冶金，乃至解剖生物以明构造，方是‘格物’正途”，并断言“此‘实学’方能富国强兵，开万世太平”，而非空谈“心性”、“理气”。
此文一出，宛如在平静（至少表面如此）的湖面投下巨石，瞬间在监内数千学子中激起千层浪。支持者拍案叫绝，认为黄宗羲道出了时势所需，学问当经世致用；反对者则勃然大怒，斥其为“标新立异”、“舍本逐末”、“堕入功利小道”，甚至扣上了“动摇儒学根基”、“以夷变夏”的大帽子。
争论迅速从私下蔓延至公开，最终演变成一场由几位年轻助教和监生发起，并获得祭酒（国子监最高长官）默许的公开辩论。辩题赫然便是：“格物致知，本义何在？”与“义利之辨，当否为立国之本？”
辩论当日，国子监彝伦堂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不仅有满监生徒，更有闻讯赶来的南京各部官员、勋贵子弟、乃至一些民间书院的学者和报馆访事（记者），盛况空前。
辩论伊始，旧儒一方的代表，一位以恪守程朱、学问精深着称的五经博士，便引经据典，申明“格物”乃是格除心中物欲，以复明先天之“良知良能”，是内省的功夫，根本目的在于“正心诚意”，以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他严厉批评格物院的种种作为是“逐物而不返”，沉迷于“器”与“术”的末流，忽视了“道”的根本，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人心不古，道德沦丧。
他话音未落，新学一方的代表，年轻气盛的监生顾炎武便霍然起身反驳。他并未直接否定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而是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现实：“博士高论，学生敬佩。然敢问，若空谈道德心性，可能造出‘破浪’级战舰，扬威海上，收复台湾？可能铸就犀利火炮，令红夷丧胆？可能推演历法，指导农时，增产粮食以养万民？可能研制新药，活人无数？”他连续发问，气势如虹，“《尚书》有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格物院所为，正是‘利用厚生’之举！若‘利’乃国计民生之利，‘用’乃强国安邦之用，此等‘功利’，为何不能堂堂正正追求？莫非要让士子们依旧只会背诵章句，面对饥荒、瘟疫、外侮而束手无策，方是圣贤之道吗？”
他的发言引来了台下大量年轻监生和讲武堂、松江大学堂前来观摩学员的阵阵喝彩。这些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新学的熏陶，对世界的变化有着更敏锐的感知。
旧儒一方另一位资深讲官立刻起身，抓住了“义利之辨”的核心：“顾生此言差矣！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子亦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乃立身之本，亦是立国之基！若举国上下，皆汲汲于功利，则人欲横流，礼义廉耻何在？国将不国！”
此时，一直在旁静听的黄宗羲站了起来。他比顾炎武稍长几岁，气质更为沉静，但言辞同样犀利：“讲官大人所引，乃是对圣人之言的僵化理解！学生请问，朝廷兴修水利，是不是‘利’？轻徭薄赋，使民得以养生送死，是不是‘利’？陛下倡导格物，造舰强军，保境安民，使百姓免受战火涂炭，是不是‘利’？此等‘公利’、‘大利’，正是‘义’之所在！若如宋儒般，将‘义’与‘利’截然对立，视民生经济为末务，空谈性理，这才是我大明昔日积弱之根源！学生以为，当主张‘义利合一’，富民方能强国，强国方能彰显大义于天下！”
他这番“义利合一”的论述，如同惊雷，震得许多保守派士子目瞪口呆，这是对数百年来理学正统价值观的公然挑战！
“荒谬！”一位老翰林气得胡子发抖，“黄口小儿，安敢曲解圣贤！尔等推崇格物，可知那显微镜下观看污秽之物，有违‘非礼勿视’之训？可知那解剖尸体，更是有伤天和，悖逆人伦！”
新学一方一位来自格物院医学所的青年学者忍不住高声回应：“老大人！若非显微镜，如何能见水中细微生物，如何能研究瘟疫之源？若非解剖，如何能明人体经络脏腑，精进医术，拯救万千性命？难道眼见病患痛苦而死，便是合乎‘天和’与‘人伦’吗？子曰：‘仁者爱人’，医术之精进，正是仁术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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