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曼把三份摘要整整齐齐叠好，放回牛皮纸文件袋里。
手指在文件袋上轻轻按了按，好像在确认里面的东西还在。
窗外压路机的闷响从地基南角传过来。老陈正指挥工人补填最后一批级配碎石。老刘叔数钢筋的声音隐隐约约飘进来，数到三百多了还在数，中间打了个喷嚏，又重新从第三百根开始数。
拉赫曼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
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布莱恩·汤普森”——哈佛医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
拉赫曼在牛津做访问学者时的同窗，当年两人挤在实验室里跑PCR，半夜吃冷披萨喝咖啡，一起骂审稿人有眼无珠。
后来布莱恩留在哈佛一路升到终身教授，拉赫曼回了卡拉奇。两人每年圣诞互发邮件，但已经好几年没通过电话了。
电话响了很久，拉赫曼几乎以为要转语音信箱了。
那边突然接起来，背景音里有机场广播和行李箱滚轮的声音，一个女声正在用英语播报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开始登机。
“拉赫曼？上帝，你那边现在是几点？我正要登机去波士顿。你知道我上次收到你邮件是什么时候吗？去年圣诞节。你发了一张在南太平洋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照片，我问你是不是转行当包工头了。你说差不多。现在包工头干得怎么样？学会开挖掘机了吗？”
“会开压路机。不会开挖掘机。”
“所以你找我什么事？我马上要登机了，飞波士顿开一个学术会议。你最好长话短说。是不是要找我借钱？我跟你说，哈佛的工资看着高，扣完税交完房贷再付完我女儿的学费，剩下的只够买咖啡。”
“布莱恩。你现在打开邮箱，看我发给你的东西。”
“现在？我马上要登机了，什么东西这么急？你不会又给我发工地照片吧？上次那张照片我给我女儿看了，她说这个包工头还挺帅，她还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在南太平洋挖矿。”
“不是工地照片，你打开。”
话筒那边传来布莱恩一边翻包找平板一边抱怨的声音，拉链声、纸张翻动声、机场广播声混在一起。
“好吧好吧，我打开了……等等，这什么？造血干细胞基因修复？端粒酶缺陷综合征？你从哪里搞来的？等一下，我先看完……别挂。”
电话那头沉默了。
机场广播的声音还在继续，登机口最后一轮催促登机的铃声响了又停。
布莱恩没有说话，只有手指在平板上快速划过的声音，一页接一页。
安静持续了大约十分钟。
然后布莱恩的声音变了。不是刚才那种带着调侃的老同学语气，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在评审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时才会用的语气——压低、加快、每个单词都咬得很清楚。
“拉赫曼。这东西你从哪来的？样本量很可观，长期随访数据很完整，安全性数据非常干净。不，不是干净，是完美，不良事件发生率零，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也是零。”
“我知道。”
“这不是某个大学实验室能拿到的数据，也不是某个药厂能拿到的。基因编辑治疗的脱靶率是全世界所有实验室共同的天花板。哈佛的Church团队被脱靶困住了至少五年，剑桥的Bradley团队同期也没突破，我的实验室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砸了快十年。”
“你们的进展呢？”
“还在二期临床。你们这篇摘要里的编辑精度已经达到了碱基级别——连一个碱基的脱靶都没有。这不是论文，是圣经。是谁做的？哪个机构资助的？拉赫曼，你跟我说实话。”
“我不能告诉你。”
“不能告诉你？你打电话给我就是给我看这个，然后说不能告诉你？你知道这上面的研究一旦公开意味着什么吗？诺贝尔奖直接颁奖——连评审都不用，全球基因治疗市场重新洗牌。Nature和Science的封面直接预定，接下来十年的医学教科书都要重写，你现在跟我说不能告诉你？”
“不能。因为技术来源要求保密。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些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了。不是论文，不是实验室数据，是已经治好几百个病人的成熟治疗方案。”
布莱恩又沉默了。
背景音里传来空乘人员催他登机的声音，他用极其礼貌又极其冰冷的语气回了一句“稍等”。
那个空乘大概从没被乘客这么冷过，脚步声快速退开了。
“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了？你是说我在哈佛实验室里苦苦钻研了十年没能攻克的难题，别人已经做完了，而且在真实病人身上用得很好，安全又有效？我比你早发了几十篇论文，比你多拿了几千万美元经费，带了好几十个博士。现在你蹲在南太平洋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荒岛上，戴个安全帽，给我看这个？”
“对。”
“拉赫曼，告诉我，你那个荒岛在哪里。”
“南岛国，南太平洋，黎明大学，我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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