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一，子时，汴京新政司衙署。
郑知文伏在案前，对着秦州送来的急报已枯坐半个时辰。烛火摇曳，映得他脸色忽明忽暗。案上摊着三份文书——秦州水利会账册节略、事发当日目击者口供、还有一份用粗麻纸写的匿名信。
信上只有一行字，歪歪扭扭如幼童习字：“刘三本是王韶帐下斥候，庆历八年因酗酒鞭打士卒被逐。”
王韶。又是王韶。
郑知文捏着信纸的边缘，指节发白。这张纸轻薄得几乎没有分量，却重如千钧——它意味着秦州的事不是偶然，不是地方执行偏差，而是精心策划的阴谋。和陇西一样，和杭州一样，和汴京一样。
“郑大人，车马备好了。”属官在门外轻声道。
郑知文起身，将三份文书仔细折好收入怀中。他从架上取下章惇生前用过的旧氅衣——那是章相常披的，深青色锦缎，袖口已磨得泛白——披在身上。
“传令：我去秦州期间，新政司日常事务由陈清照、周文俊两位大人共同署理。三司若再来文催问暂停试点之事，就说我已亲赴地方核查，待查明真相后一并回复。”
属官欲言又止：“大人，您这时候去秦州……太危险了。寿王那边刚被放出宫，王韶在凤翔原集结军队，您走的这条路，正好经过渭州……”
“所以我才要去。”郑知文系紧氅衣系带，“秦州水利会是我一手办的，现在出了事，我不去谁去？若因为害怕危险就缩在汴京，那和那些只会空谈的言官有什么区别？”
他顿了顿，语气稍缓：“放心，顾指挥使派了二十名皇城司精锐随行，乔装成商队。明面上我只是出京公干的七品小官，不会引人注意。”
属官还想再劝，郑知文已推门而出。
九月初二，卯时，汴京西水门。
晨曦微露，城门刚开一条缝，一队“商队”便鱼贯而出。二十辆大车满载着茶叶、丝绸、瓷器，是寻常汴京商贾往西北贩货的标配。赶车的汉子们身着短褐，头戴范阳笠，看不出与普通脚夫有何区别。
郑知文骑着一匹青骢马，扮作账房先生，夹杂在队伍中。他回头看了一眼汴京城墙。晨雾中，城楼轮廓模糊，只有“顺天”二字的匾额依稀可辨。
——这是出京的西门。当年章相出知陈州，也是走的这道门。后来他回来了，带着一身病骨，直到死在渭州。
“郑先生，”身旁的护卫长低声道，“前面就是陈桥驿了。上次章相的灵柩……就是在那里遇袭的。咱们要不要绕道？”
“不绕。”郑知文收回目光，“就从陈桥驿过。”
护卫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不再说话。
马蹄声碎，车轮辘辘。队伍在官道上渐行渐远，隐入秋日薄雾之中。
同一日，汴京南熏门内，新政钱业监管司。
这处衙署是临时借用的——三间临街铺面，后头带个小院。门楣上挂着新制的匾额，金漆还没干透，是官家亲笔御题的“监管司”三个字。匾额很新，但此刻衙署大门紧闭，门前冷落，连个守门的差役都没有。
陈清照独自坐在后堂，面前摊着厚厚一摞弹劾奏折的抄本。御史台的、刑部的、甚至还有几个知谏院的——从昨天到今天，弹劾她的奏折已经累积了三十七份。
“滥用职权、诬陷宗室、垄断钱业、打压同行、结交权臣……”她一条条念过去，竟笑出了声，“罪名倒是齐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大本事。”
老吴端着一盏热茶进来，放在案边，眼圈微红：“掌柜的，您都一夜没合眼了。歇会儿吧。”
“睡不着。”陈清照揉了揉太阳穴，“沈明轩那边有消息吗？”
“沈掌柜正按您的吩咐，暗中调查寿王府在汴京的其他产业。裕丰当铺查封后，另外两家商铺——城南的‘瑞丰绸缎庄’、城北的‘聚宝楼’——已经开始转移账册和银钱。沈掌柜说，要趁他们还没完全抹干净证据，尽快动手。”
“来不及了。”陈清照摇头，“现在动手，正中他们下怀。他们巴不得我再去查，好坐实‘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的罪名。而且三司已经下文暂停监管司一切业务，我再查就是抗命。”
“那怎么办？就看着他们把证据销毁？”
陈清照没有立刻回答。她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街对面那家裕丰当铺——此刻铺门紧闭，封条完整，门口还站着两名刑部衙役看守。但就在这间当铺被查封的同时，另一条线上的赃款已经从“瑞丰”和“聚宝楼”流向了更隐蔽的地方。
这就是洗钱。你砍掉一只手，它就会长出另一只手。除非把整个根系都挖出来。
“老吴，”她忽然问，“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钱庄、当铺、票号，只有我们凤鸣敢做透明账目？”
老吴想了想：“因为……别的钱庄都有见不得光的生意？”
“对。”陈清照转身，“但更深一层是：透明，本身就需要成本。记账要成本，审计要成本，接受公众监督要成本。很多钱庄不是不想透明，是舍不得这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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