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州日报社的副总编刘斌,手指有些发潮,捏着那份还带着油墨香的清样,步履略显沉重地走向总编办公室。这份即将在明天《京州日报》理论版重要位置刊出的文章,标题是《论新常态下反腐与发展的高效平衡——兼谈改革韧性与社会承受力》,作者署名为“汉东观察”,一个在省内理论界颇有些名气的笔名,但其真实身份圈内人心照不宣,通常与省委政策研究室或亲近高育良副书记的学者有关。
文章的核心观点,正是近来在汉东省内某些小范围会议上开始流传的论调:坚定不移地支持反腐败斗争,这是前提,是底线。但笔锋随即一转,提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需要更加注重“辩证统一”,要警惕“运动式”反腐对经济发展活力的“误伤”,要反思“激进”改革可能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的风险,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呼吁给予改革一线的探索者更大的“容错空间”和“试错包容度”。
单看每一句话,似乎都四平八稳,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正确”。但将这些观点组合在一起,放在汉东省当前沙瑞金大力推动深度改革和反腐、却遇到重重阻力的特定语境下,其指向性就变得异常清晰。这不再是泛泛而谈的理论文章,而是一篇精心雕琢的、针对当前汉东政治现实的“战斗檄文”,只不过披上了一层“理性”、“客观”、“深思”的外衣。
刘斌在新闻战线工作二十多年,政治嗅觉足够敏锐。他清楚地知道这篇稿子的分量,也大致能猜到是谁授意或默许其出笼的。发表它,无疑会开罪沙瑞金书记;但若压着不发,来自另一边的压力,恐怕也不是他一个副厅级干部能承受的。总编老李上周去省委开会,回来后态度就有些暧昧,对这类稿件的处理,只含糊地说“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也要鼓励理论探讨,活跃思想”。
这就是信号。当“把握导向”变得模糊,而“鼓励探讨”被突出强调时,往往意味着某种默许。
他敲开了总编办公室的门。总编老李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份文件,头也没抬:“清样出来了?放这儿吧。”
刘斌将清样放在办公桌上,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李总,这篇‘汉东观察’的文章,基调是不是……稍微低沉了点?现在全省上下正在沙书记带领下攻坚克难,这篇文章强调困难和风险,会不会……影响士气?”
老李这才抬起头,透过老花镜上方看了刘斌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老刘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我们党的舆论工具,既要唱响主旋律,也要反映现实问题,引导大家进行理性思考嘛。反腐要坚决,发展也要硬道理,这两者如何更好地统一,本身就是个大课题,允许讨论,甚至鼓励争鸣,这才是健康的舆论生态。只要大方向没错,具体观点可以百花齐放。这篇文章,我看理论性、现实性都很强,没什么问题。”
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堵住了刘斌的嘴。刘斌知道,再说下去就是自己“政治不成熟”了。他默默退出了总编办公室,心里明白,这股“理性反思”的舆论风,就要借着《京州日报》这个汉东省委机关报的权威平台,正式吹响了。
果然,第二天文章一见报,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紧随其后,汉东省电视台的时事评论节目,邀请了几位省内知名的“温和派”学者,围绕“改革速度与社会承受力”展开讨论。专家们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无不肯定反腐和改革的必要性,但讨论的重点,却始终落在如何“避免欲速则不达”、如何“防止好心办坏事”、如何“保护那些愿意干事、敢于闯关的干部的积极性”上。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在镜头前语重心长:“我们汉东省的经济盘子大,结构转型任务重,就像一艘巨轮,转弯不能太急,否则容易倾覆。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不能因为极个别害群之马,就搞得人人自危,不敢作为。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门好进、脸好看,但事更难办’的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怕担责,怕出错,宁可不做,少做,慢做。这种‘为官不为’的倾向,其危害可能比贪腐更为隐蔽和长远啊!”
这番话,通过电波传遍了汉东的千家万户,也说进了许多基层干部和观望派官员的心坎里。他们或许对祁同伟、高育良的某些具体做法未必完全认同,但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于“动辄得咎”的担忧,却是真实存在的。这篇文章和这场讨论,巧妙地替他们发出了声音,将一种潜在的、弥漫的不满情绪,引导到了“理性反思改革方式”的轨道上。
与此同时,几家在汉东颇有影响力的财经类和都市类媒体,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些企业家(通常是那些与山水集团等本土资本联系密切,或自身不太“干净”的商人)的“困惑”与“担忧”。报道中,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拥护反腐,但也委婉地抱怨“营商环境变得复杂”、“政策预期不稳定”、“某些执法行为过于简单粗暴,影响了企业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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