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委大楼,书记办公室。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却驱不散房间内凝滞沉闷的空气。沙瑞金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后批阅文件,而是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望着楼下大院里的车水马龙。他的眉头紧锁,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已经积了长长一截,却忘了去弹。
办公桌上,摊开着几份亟待签发的文件。一份是关于推动汉东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方案,一份是优化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的实施细则,还有一份是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这些都是沙瑞金履新后,精心筹划、意在打破汉东沉闷局面、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在扳倒李达康,初步震慑了官场之后,他本以为可以借着这股势头,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这些文件已经在相关部门和地市流转、征求意见、修改了数轮,表面上看,流程完备,各方都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策”、“认真落实沙书记指示”。但一旦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各种无形的阻力便纷至沓来。
就拿国企混改试点来说,方案确定了三家省属重点企业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可当工作专班下去调研、对接时,企业的负责人态度恭敬,满口“积极配合”,但一谈到具体操作,比如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员工安置方案、资产评估细节,就开始强调“情况复杂”、“需要慎重研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提出一大堆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也总是“原则上同意,但某些环节建议再斟酌”,或者“需会同其他部门联合会签”,一个简单的流程能被拖上好几周。
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更是如此。文件明明要求大幅削减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限,推行“一窗受理”、“最多跑一次”。但一些关键部门的办事人员,面对前来办事的企业,态度是好了,可效率却没见提升。不是暗示“材料还差一点”,就是表示“需要向上级请示”,或者系统“恰好”出现故障。企业主们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最后还得托关系、找门路,才能把事情办成。政策成了挂在墙上、写在纸上的空文。
这种阻力,并非公开的对抗,而是一种弥漫在官僚体系每个毛细血管中的“软抵抗”。干部们学乖了,不再明着反对,而是采取“拖、推、绕、躲”的策略。凡事都要请示汇报,不敢做任何决定,生怕担责任。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出了问题,层层往上推卸责任;有了成绩,则互相观望,不敢争先。
沙瑞金感到自己仿佛一拳打在了厚厚的棉花上,无处着力。他掀翻了李达康这座大山,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无数座沉默的、滑不溜手的沙丘。他试图树立几个敢于担当的典型,但很快发现,这些被树立起来的干部,要么很快被同僚孤立,工作难以开展;要么在巨大的压力下变得畏首畏尾,失去了锐气。
“田书记,你看看吧。”沙瑞金转过身,将手中的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另一份内部简报,对坐在沙发上的省纪委书记田国富说,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和 frustration(挫败感)。
田国富拿起简报,这是一份关于近期全省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督查报告。报告用词严谨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却不容乐观:多个地市的重点项目进度滞后,招商引资签约金额与实际到位资金差距巨大,一些改革举措在基层“空转”,未能有效落地。
“瑞金书记,情况我了解。”田国富放下简报,叹了口气,“现在的干部队伍,普遍存在一种‘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李达康出事,虽然清除了一个腐败分子,但也让很多人成了惊弓之鸟。他们怕啊,怕做事出问题,怕改革触雷,怕一不小心就被盯上。”
沙瑞金走到沙发前坐下,揉了揉太阳穴:“我理解他们的顾虑。但是,不能因为怕出事,就不做事!汉东的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营商环境如果不彻底改善,资本、人才都会流失。我们等不起啊!”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沉重:“更重要的是,这种‘软抵抗’的背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控。很多人不是在观望我沙瑞金,而是在看高育良和祁同伟的脸色行事!”
田国富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这一点,我也有同感。高育良在汉东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布各级衙门。祁同伟手握公安力量,在政法系统影响力巨大。他们两位,虽然表面上积极配合您的工作,但在私下里,尤其是高育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只言片语,对干部们的倾向影响很大。”
田国富压低了声音:“我听到一些反映,有些干部私下议论,说沙书记您是‘过江猛龙’,搞的是‘休克疗法’,动静太大,未必适合汉东的水土。而高书记和祁厅长才是‘稳’字当头,懂得体恤下情,跟着他们走,至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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