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将一叠厚厚的材料放在我办公桌上时，我正对着新能源产业的出口数据报表沉思。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哽咽，眼眶泛红：“汪董事长，你看，云南昭通助学点的走访报告，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严重。”
我放下手中的钢笔，指尖刚触到报告封面，就感受到纸张边缘因反复翻阅而留下的毛糙质感。“说具体点。”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心里已隐隐有了不安。
“我们上个月给当地 120 户贫困家庭发放了每人每年 6000 元的助学补助，可上周回访时发现，有 37 户家庭的女孩根本没去上学。” 林薇的声音顿了顿，像是在强忍情绪，“钱全被家长拿去给儿子买游戏机、充游戏币，有的甚至专门给儿子办了‘成人礼’酒席，摆了十几桌。而那些女孩，天不亮就要上山砍柴、回家喂猪，有的连一本识字课本都没摸过，手上全是冻疮和裂口。”
我翻开报告，一张照片瞬间刺痛了我的眼睛：昏暗的土坯房里，光线只能从破旧的窗棂中挤进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蹲在灶台前烧火，脸颊被柴火熏得发黑，睫毛上还沾着细小的灰尘。而她身旁的木桌旁，一个男孩翘着二郎腿玩手机，屏幕亮得刺眼，桌上放着没吃完的炸鸡和可乐 —— 那是山区孩子很少能吃到的东西。
报告里的文字更是触目惊心：“走访时，家长谎称女孩已去镇上上学，我们按捺住怀疑，悄悄跟着男孩到村口的游戏厅，却在游戏厅后门的柴房里，发现女孩被反锁着剥玉米，双手因长时间接触冷水和玉米皮，裂得能看到红肉……”
我的指节因用力攥着报告而微微发白，压抑着怒火问道：“当地政府怎么说？我们不能看着这些孩子被这样对待。”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昭通市教育局和乡镇政府，分管扶贫的王主任在电话里叹了半天气。” 林薇无奈地摇头，“他说这些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传了几百年，之前派过工作队下乡宣传，甚至对拒不送女孩上学的家长罚过款，可根本没用 —— 家长要么把女孩藏到亲戚家，要么表面答应得好好的，等工作人员一走，照样不让孩子踏进学校大门。最后王主任还说，‘总不能把家长抓起来吧？法不责众，我们也没辙’，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 我重复着这四个字，心里的火气更盛。这些孩子的未来，怎么能 “不了了之”？我拿起手机，立刻让秘书安排两天后的董事会，主题就定为 “助学扶贫问题专项研讨”。在那两天里，我反复翻看昭通助学点的所有资料，从受助家庭的基本信息到资金发放记录，再到走访时的录音录像，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我清楚地知道，董事会上不能只提出问题，更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而且必须是能真正落地、能改变现状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两天后，董事会会议室的气氛格外凝重。我让助理将昭通助学点的照片和视频投放在大屏幕上，当那个被反锁在柴房里剥玉米的女孩的画面出现时，在座的董事们都沉默了。我看着他们凝重的神色，率先开口：“各位，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不是要抱怨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我们投入 2000 万元设立助学基金，初衷是让贫困家庭的每个孩子都能有学上、有书读，可现在呢？资金被挪用，女孩失学，我们的扶贫工作不仅没帮到该帮的人，反而成了某些家长纵容儿子挥霍的‘工具’。更严重的是，这些女孩如果现在不上学，十三四岁可能就会被逼着嫁人换彩礼，一辈子都困在大山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位董事：“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无论对错，我们先把思路打开。”
话音刚落，财务总监张启明就率先发言，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惯有的理性：“汪董事长，依我看，不如暂停给这些不配合的家庭发放补助。既然钱没用到正途，不如把资金转移到配合度高、真正愿意送孩子上学的家庭，这样能避免资源浪费，也能让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行！” 人力资源总监李敏立刻反驳，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张总，你没去过那些山区，不知道女孩不上学的后果有多严重！我去年去昭通调研时，见过一个 14 岁的女孩，因为没上学，被父母以 3 万元彩礼许给了邻村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如果我们暂停补助，这些女孩连最后一点上学的希望都没了，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她们推向更深的火坑！我们不能因为家长的错，惩罚这些无辜的孩子。”
“那派专人驻点监督呢？” 董事陈昊皱着眉提议，“我们可以在每个助学点安排两名员工，定期检查孩子的上学情况，一旦发现资金挪用，就立刻收回补助。这样既能监督资金使用，也能确保孩子真的在上学。”
“这个方案我之前也考虑过，但可行性太低。” 运营总监周凯摇了摇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测算表，“昭通助学点覆盖 15 个乡镇、89 个行政村，很多村子连水泥路都没有，交通极其不便。每个点派两人，至少需要 180 名员工，一年的人力成本就要 300 多万元，还不算交通、住宿等费用，成本太高了。而且，家长要是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白天让孩子去学校应付检查，晚上把孩子接回家干活、做家务，我们的员工根本监督不过来，最后还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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