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联合会的起义可以说顺利的不可思议。
先是在最大的基本盘鄂省爆发了起义，打响了第一枪。
短短数日便掌控省城重镇，各地工人团体闻风响应，州县接连易帜，景廷地方官吏或仓皇逃窜，或顺势反正，偌大王朝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南北各省次第宣告独立，脱离朝廷统治，各省代表齐聚沪上商议国体。
然而到这一步出了问题。
南北各省次第宣告独立，脱离朝廷统治，各省代表齐聚沪上商议国体。
然而到这一步出了问题。
之前不分敌我，各方混杂的弊端爆发。
革命派追求纯粹民权议会，希望由民众与工会主导国家大政。
旧官僚与地方士绅坚持温和秩序，主张有限分权、平稳过渡。
手握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不愿被单薄的律法束缚，一心想要掌握中枢实权。
三方互不相让，彼此牵制倾轧。
先是议会共和仓促落地，内阁频繁更替，政令难出中枢，各地各自为政。
激进力量不满软弱妥协，发动变革重塑权力结构，大幅扩张议会职权，压制地方兵权，一时间举国政令焕然一新，却也激化矛盾，引得地方集体抵制。
很快中枢再度动荡，军人势力强势介入，解散旧议会，改组政府，收拢军政大权，走向强势集权统治。
可好景不长，独断高压又激起全民反弹，新一轮联合倒戈爆发，旧秩序再度崩塌。
共和、集权、议会内阁、强人执政、虚权中枢、地方自治，政体在数年之间反复洗牌、来回摇摆。
一次次政变、改组、谈判、决裂，如同无休止的循环拉锯，每一种制度尝试过后，都因不合时宜，缺陷过大迅速崩坏。
几番折腾之后，各方终于明白，他们必须相互妥协，不断取舍折中，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套新型政体：
保留共和框架与民权法理，稳固中央集权以维系国家统一，约束地方私兵割据，兼顾工农底层诉求，调和士绅商贾利益，兼顾议会监督与行政高效。
各方都深知妥协已是唯一出路，可到底由谁来牵头统合？
谁又能成为让所有派系都放下戒备的缓和剂？
革命派不愿让割据势力掌权，怕好不容易推翻的帝制余孽、独裁强权死灰复燃。
地方割据势力拒不接受议会派的空头约束，不肯交出手中兵权与地盘。
立宪派士绅忌惮革命派的激进政策，不愿看到底层秩序彻底崩塌。
工人团体则对旧官僚满心戒备，绝不认可欺压百姓的势力执掌中枢。
但凡推举任何一方的代表，都会遭到其余派系的联手抵制，谈判陷入死局，会场之上争吵不休，会场之外兵权对峙，举国上下人心惶惶，都在等着一个能破局的答案。
就在各方僵持不下、濒临决裂之际，一番反复斟酌与利益权衡后，一个出乎意料却又毫无争议的人选，最终映入所有代表的眼帘——大景末帝天佑帝。
这个结果看似荒诞，细究之下，却是最稳妥、最契合各方利益的唯一选择。
天佑帝登基之时不过十五，大景王朝随之迎来剧变。
在位期间对各方掌控明显不足，上位至今朝野动荡不休，最后王朝更是直接崩塌。
可取之处是他未曾负隅顽抗、涂炭生灵，反而主动下旨，默许各省和平易帜，避免了南北战火蔓延，保全了万千百姓性命，于乱世之中留了一份仁厚之名，民间并无恶评。
当然，这也是他个人唯一的可取之处了。
关键的是，他恰好契合了所有派系的核心诉求，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权力平衡点。
对革命派而言，他们要的是推翻君主专制、确立共和法理，而非赶尽杀绝。
天佑帝早已放弃帝王实权，甘愿放下九五之尊，只作为国家象征性的元首，不掌军政、不干预政务，完全符合共和体制的核心底线，既守住了革命的初衷，又避免了派系彻底决裂。
对立宪派与旧朝士绅而言，他们本就追求平稳过渡，忌惮激进革命带来的秩序崩塌。
天佑帝作为旧朝正统象征，能安抚天下守旧民心、收拢地方士绅势力，维系社会基本秩序，避免底层动荡，契合他们求稳、求序的诉求。
对地方割据势力而言，他们抗拒的是中枢集权、兵权被削，而非一个无实权的象征元首。
天佑帝无兵无权，不会威胁到任何一方的地盘与兵权，反而能借助其名义，让各自的割据势力变得名正言顺，免去“谋逆反叛”的骂名，更能借助这个共主，维系各方表面的和平，避免互相攻伐。
对工人团体与底层民众而言，习惯了皇帝的存在，天佑帝这个秉性仁厚的帝王，更容易被底层百姓接受。
他是旧朝正统，能承接天下民心、维系国家名义上的统一；他也可以是新朝的代言人，能以超然的中立身份，抹平新旧势力间的隔阂裂痕。
没有任何一方势力，比他更适合充当缓和各方矛盾的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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