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静听完毕，面容沉静，缓缓起身。他学识渊博，为人耿介，乃旧学之楷模。
“介甫兄所解《周礼》，字句不差，然其精神，光窃以为有商榷之处。”他开口便温和却坚定地切入分歧。
“《孟子》有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王设泉府，或有其特定时节之用，然其本意在于方便民众，非为取利。更非令官府置身市井，与商贾争毫厘之利。”
他目光扫过王安石，语气转为凝重：“若依此例，令官府行借贷之事，收取利息，则官府即为放贷之主体，此非‘惠民’，实为‘与民争利’！”
他声音沉郁，掷地有声：“夫天子之责，在养源，不在敛财。养源者，在使百姓富足，藏富于民。
若人主弃天地之造化，争商贾之毫末，非唯失王者之体统，更将使天下之人，言必称利，仁义尽丧！此非治国之正道，实乃乱邦之先兆！”
王安石立刻反驳，言辞犀利：“君实兄（司马光字）岂不闻‘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国之用度不足，若非开源，莫非坐视困窘？泉府之法，正乃开源而不伤民之策！
官府借贷，取息轻微，远低于豪强之‘倍称之息’，此乃夺豪强之利以济国用、惠小民，何来‘争利’之说？莫非坐视百姓受高利贷盘剥，方为‘仁义’？”
司马光寸步不让：“理财之要，在于节流，在于汰冗，岂在锱铢必较于升斗小民？况官府行事，必有胥吏经手。
胥吏借此法，上下其手，必致强配抑勒（强行摊派勒索）！届时，良法美意，尽成害民恶政！恐贫者未必得贷，而中产以上必受其扰！此非臆测，乃历代吏治之痼疾也！与其兴利而启扰民之门，不若修德而省浮费之用！”
二人你来我往，引经据典。王安石援引《周礼》、《管子》，强调先王遗意与现实的财政需求；司马光则固守《孟子》、《论语》之教，坚守儒家“重义轻利”的王道理想，反复警示“与民争利”将导致的道德滑坡与行政腐败。
堂下太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心潮澎湃。有学子为王安石的锐意进取、寻求富国强兵之术而激动不已；亦有学子为司马光的坚守道统、忧国忧民之忱而深深折服。
双方各有拥趸，辩论至激烈处，台下亦不免低声议论，相互辩难。
这场原本局限于太学讲堂的学术辩论，因其议题直指国家困境的核心——“钱从哪里来？”——以及两位主讲人的崇高声望，迅速如野火般传遍汴京。
不过数日，酒肆茶馆、勾栏瓦舍，处处可闻士人乃至市井小民议论此事。
“王学士所言在理！官府若肯低息借贷，我等小民何须受那豪强盘剥？”
“非也非也！司马公才是老成谋国之言，官府放贷，成何体统？那帮胥吏岂是良善之辈？”
“说到底，还是朝廷用度不足……”
“是啊，若能寻得一条不加赋而足国用的路子……”
一场原本纯粹的经义辨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京师的关于国家出路的大讨论。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后世眼中的“旧党领袖”与“新党首领”，他们的思想碰撞，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预示着熙宁年间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年轻的皇帝赵顼悄然布局、稳固朝堂的同时。思想的火花，已然先于政令，开始在帝国的肌理中迸发、蔓延。
数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太学辩论的风声不可避免地传入宫中。赵顼在与几位近侍或前来探口风的温和派老臣谈话时，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
近臣（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近日汴京士林间，因王学士与司马学士一场经义辩论，颇有些议论纷纭之意……不知陛下……”
赵顼闻言，放下手中的奏章，脸上露出一丝淡然甚至有些赞许的笑意，他语气平和，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议论？议论得好啊。”
他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着窗外太学的方向，声音清晰而沉稳：
“王介甫据《周礼》言泉府赊贷，司马君实引《孟子》驳与民争利。
二人皆引经据典，皆是出于公心，为我大宋之国运民生而思辨。此乃士大夫之本分，亦是朝廷之福气。”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众人，语气加重了几分，定下了调子：
“什么时候，我大宋的士大夫连切磋学问、探讨国策都不能畅所欲言了？只要秉持公心，对事不对人，言之有物，那便说得好！”
“如今国用不足，强敌环伺，正是需要群策群力、共寻出路之时。或许王介甫说得对，或许司马君实说得对，或许……二人之言兼而取之，方能找到一条稳妥之道？”
他最后总结道，语气意味深长：
“朕的态度就是，让大家都想，让大家都说。道理不辩不明。朕，乐见其成。”
熙宁元年三月中，汴京的春意愈浓。太学辩论的余波未平，市井间关于“开源”与“节流”、“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愈发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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