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
冬雪来得突然，细密的雪粒打在车窗上，很快融化成水珠，蜿蜒着留下一道道水痕，像谁在玻璃上画了幅模糊的画。邓鑫元握着方向盘，指尖偶尔摩挲着真皮握套上的细纹——这是他和苏晚去年卖的车。他侧头看了眼副驾驶座上的苏晚，暖黄的车载灯光落在她脸上，柔和了轮廓。她正低头整理给父母买的羽绒服，指尖捏着羽绒服的防风袖口轻轻抻平，鬓角的碎发被空调出风口的风吹得微微翘起，眼角有了淡淡的细纹，却依旧是他初见时的模样——那年她在学术论坛上发言，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阳光落在她发梢，连侧脸的线条都透着认真。
“这次回去，爸妈肯定又要提孩子的事。”苏晚抬起头，笑着揉了揉眉心，指尖还沾着羽绒服上的细小绒毛，“你说咱们这六年，是不是把爸妈盼孙子的耐心都磨没了？去年回来，妈偷偷塞给我一包据说能‘助孕’的草药，我到现在还没敢扔呢。”
邓鑫元腾出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针织手套传过去：“放心，有我呢。再说，咱们忙完这阵子，也该好好考虑了。”他想起前阵子苏晚熬夜改学生论文，趴在书桌上睡着了，眼角的青黑看得他心疼；也想起自己为了化工学院的实验室改造，连续半个月泡在工地上，回家时满身灰尘，苏晚只是默默递上热毛巾。他们总说“等忙完这阵”，可“这阵”却像没尽头的路，不知不觉就走了六年。
车子驶离市区，沿着蜿蜒的山路往白云村走。柏油马路渐渐变成了水泥路，路面也窄了些，路边的防护栏上挂着褪色的红绸带，是去年村里办喜事时留下的。越靠近村子，年味越浓——山间的小路上，不时能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村民，都是从外地打工回来过年的。有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装着给孩子买的新衣服；有人手里提着精装的白酒礼盒，是给家里老人带的；还有年轻姑娘拖着行李箱，轮子在石子路上磕磕绊绊，脸上却带着归乡的雀跃。村口的老槐树下，早就挂起了红灯笼，红绸子在风里飘着，远远望去，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灰蒙蒙的冬景都点亮了。
还没到村口，就听到了热闹的声响：孩子们的欢笑声清脆得像银铃，大人们的谈笑声混着方言的尾调，家家户户院子里传来的剁肉馅声“咚咚”作响，混着偶尔响起的鞭炮声——那是村里的半大孩子偷偷放的小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不大，却格外有年味儿。这些声音裹着山间的寒风飘过来，把大巴山深处的小山村，闹得暖意融融。
“你看，村里真热闹。”苏晚指着窗外，笑着说，眼睛亮晶晶的。只见路边的土坯房上，都贴着崭新的春联，红底黑字，透着喜庆。有的人家门口还堆着刚买的年货：成串的腊肉挂在屋檐下，油光锃亮；袋装的糖果堆在竹筐里，五颜六色；捆好的鞭炮摆在门边，红色的炮仗纸看着就热闹。几个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举着裹着透明糖纸的糖葫芦在路边跑，糖葫芦上的糖霜在阳光下闪着光。他们看到邓鑫元的车，好奇地停下来，小脑袋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然后跟着车跑了几步，直到车开远了，才蹦蹦跳跳地往晒谷场的方向去。
白云村坐落在大巴山深处，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土坯房的屋顶盖着青瓦，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幅水墨画。村子背后是连绵的青山，冬天叶子落光了，露出深褐色的枝干，却透着股苍劲的劲儿。每年春节，是村子最热闹的时候——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在城里上学的学生、嫁出去的姑娘，都会赶回村里，和家人团聚。今年也不例外，村口的晒谷场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有破旧的面包车，车身上还沾着工地的泥点；有崭新的小轿车，车身擦得锃亮；还有挂着外地牌照的越野车，一看就是在外打拼得不错的人家。大人们围在一起，有的蹲在地上抽着烟，有的站着搓着手，说着一年的收成和见闻：“我今年在工地上挣了八万，比去年多了一万呢！”“我们厂今年效益好，发了三个月奖金！”孩子们则在晒谷场上追逐打闹，手里拿着烟花棒，有的还提着小灯笼，脸上满是兴奋，跑起来时，灯笼上的流苏跟着晃悠。
车子刚开到村口，就看到邓宏国和杨贵碧站在老槐树下张望。邓宏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全白了，像落了层雪，背也比去年更驼，站在那里，身子微微前倾，眼睛盯着车子开来的方向，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杖——那是去年冬天他在山上砍柴时摔了一跤，之后就离不开拐杖了。杨贵碧裹着厚厚的棉袄，是苏晚去年给她买的枣红色款式，手里攥着一条灰色围巾，那是她自己织的，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透着实在的暖意。看到他们的车，老两口赶紧迎了上来，杨贵碧的脚步有些急，差点被路边的石子绊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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