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的梅雨季节，上海的天空仿佛被戳穿了一个窟窿，雨水连绵不绝地冲刷着这座孤岛。雨水汇成浑浊的溪流，裹挟着梧桐落叶、报纸碎片和战争带来的无形污秽，涌向下水道。在这片潮湿阴冷的帷幕下，另一种更为隐秘的洪流也在涌动——来自重庆的指令、来自延安的电波、来自东京的密令，以及各方特工的身影，如同幽灵般在雨巷中穿梭。湿漉漉的街道反射着昏黄的路灯光晕，模糊了行人的面孔，也掩盖了无数不可告人的行迹。
对于困守在亭子间的普通市民而言，这连绵阴雨意味着发霉的墙壁、短缺的柴火和愈发沉重的愁绪。对于巡捕房的警察，这天气增加了巡逻的艰辛，也让那些发生在偏僻角落的罪案更难以追踪。而在肖衍看来，雨水是最好的掩护，能冲刷掉足迹，能掩盖低声的交谈，能让跟踪者的视线变得模糊。但对苏黛和她的76号特务而言，雨水也同样助长了他们的疑心，任何在雨天异常出行的人都值得加倍警惕，每一把在雨中匆忙移动的雨伞下，都可能藏着颠覆“和平”的阴谋。
肖衍接到一个意外联络信号，来源并非他熟悉的“家里”，而是另一个同样潜伏在暗处的庞然大物——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对方选择了极不寻常的联络方式：一份包装精美、送至华懋饭店前台的法国香水礼盒，盒内除了真正的香水瓶，还暗藏一枚小巧的铜制“军刀”徽记和一张用密码写成的会面时间地点。这种方式既展示了其能量（能准确投递至他的公开身份地址），也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强硬与炫耀。
会面地点定在一座位于法租界边缘、在战火中略有损毁、平时人迹罕至的天主教堂。时间，是雨下得最大的午夜。
肖衍披着黑色雨衣，如同融入夜色的水滴，悄无声息地进入教堂残破的侧门。教堂内部空旷而黑暗，只有圣坛前一点摇曳的烛光，映照出一个挺拔如松的背影。那人听见脚步声，缓缓转过身。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中山装，雨水顺着他雨衣的下摆滴落在地砖上，发出单调而清晰的嗒嗒声。他的面容棱角分明，眼神锐利如鹰，透着一股军人的冷硬和特工的警觉。他看起来约莫三十五岁，整个人像一把出了鞘的、浸透着寒气的刀。
“肖先生，久仰。冒昧相邀，见谅。”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是那种习惯于发号施令的语调。“你可以叫我‘军刀’。”
肖衍并未放松警惕，保持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军刀’先生？我们似乎并非同路人。”他刻意用了“同路人”这个暗含政治立场的词。
“军刀”嘴角扯出一丝几乎没有弧度的笑，仿佛钢铁的冷光：“在抗日的战场上，所有持枪朝向倭寇的，都是同志。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目标一致，不是吗？”他省略了所有寒暄，直切核心，“我们知道你在查‘日晖计划’。我们对此也很有兴趣。”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明人面前不说暗话，肖经理。”“军刀”向前半步，烛光在他深邃的眼窝投下阴影，“你们搞到了些情报，关于矿产和交通权。很厉害。但我们有你们没有的东西——行动队。我们可以让那些试图签署卖国条约的人，付出直接的代价。”
他顿了顿，目光如实质般压在肖衍身上：“我们需要你们掌握的细节，尤其是日方代表的行程、会谈的具体地点。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共享部分外围情报，并在必要时，提供‘清理’保障。”
“军刀”提出了一个极具军统风格的交接方案：利用即将举行的“兰心大戏院”一场慈善义演。他递给肖衍一张票根，背面用微点技术隐藏了下一次deadline（截止时间）和一个座位号。“演出第三幕，莫扎特《安魂曲》响起时，”军刀”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堂里产生轻微的回声，“你离席去洗手间。倒数第二个隔间的水箱后侧，有一块松动的砖。情报置于防水胶囊中，塞入缝隙即可。”这种选择充满了隐喻与实用性：宏大的音乐掩盖一切细响，频繁的人流提供天然掩护，悲悯的曲调对照着血腥的行动。肖衍想起《韩非子》所言：“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依仗外援而轻慢近邻，倚仗强国救援而侮辱邻国的，可能灭亡）。与军统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但这份强大的“外援”，此刻又似乎蕴含着打破僵局的可能。
肖衍内心掀起波澜。军统的介入，意味着“日晖计划”的严重性远超预期，连重庆都被惊动。他们提供的“行动”能力，确实是地下党所缺乏的。直接刺杀卖国贼，无疑是最具震慑力的手段。但同时，他内心充满排斥。军统的作风粗暴且不受控制，极可能打草惊蛇，破坏长期的潜伏网络，更可能导致敌人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殃及无数无辜。将精心获取的情报交给他们，等同于递出一把可能伤己的利刃。这是一场道德的困境和战略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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