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初春仍裹着刺骨的寒意，文华殿内的鎏金铜炉燃着上好的银霜炭，却驱不散崇祯皇帝眉宇间的焦躁。御案上摊着一份奏折，朱笔圈点的字句如尖刺般扎眼——“山东都指挥使王巢，拥兵一万五千余，骑兵扩编至万五，军工坊私造蒸汽机床，日造枪管数十，且山东赋税自收自用，不缴国库，恐有拥兵自重、窥伺神器之异心，恳请陛下下旨召王巢入京述职，削其兵权，以安社稷！”
奏折的落款是监察御史杨嗣昌，此人以刚直敢言闻名，此前便曾三次上奏提及“王巢势力过盛”，只是彼时崇祯忙于应对陕西流寇，无暇顾及，如今流寇暂退，后金又在辽东蠢蠢欲动，这份奏折便如一块巨石，砸在了崇祯的心坎上。
“诸卿且看，”崇祯捏着奏折的边角，指节泛白，“杨御史说王巢拥兵、掌财，恐生异心。你们说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殿内的内阁大臣们噤若寒蝉，首辅周延儒捋着花白的胡须，沉吟片刻后出列：“陛下，王巢在山东确有实绩——清剿流寇、整顿赋税、疏通海贸，山东如今兵强马壮，实乃大明东南屏障。若此时召其入京，恐适得其反，万一王巢心生不满，山东生变，后金与流寇再趁机来犯，我大明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周首辅此言差矣！”兵部尚书张凤翼立刻反驳，声音带着几分急切，“王巢拥兵一万五千，且多是装备燧发枪的精兵，山东又有蒸汽机床造火器，其势已成尾大不掉！如今他不缴赋税，私开贸易，若再不约束，日后恐难控制！杨御史所言，并非无的放矢！”
户部尚书侯恂则面露难色：“陛下，国库空虚，去年陕西赈灾耗银五十万两，辽东军饷又欠三月。王巢若能将山东赋税上缴一部分，尚可缓解国库压力，可他如今‘财政独立’，朝廷连山东的具体税银数目都不知晓……”
崇祯揉了揉眉心，心中满是矛盾——他既需要王巢在山东抵御后金的侧翼威胁，又忌惮王巢的实力；既想从山东获取财源，又怕逼得太紧，让王巢彻底脱离朝廷掌控。“难道就任由王巢这般下去？”他叹了口气，“再想想，有没有两全之策？”
就在京城文华殿争论不休时，登莱都指挥使府的书房内，王巢正捏着一封密信，信纸是情报局特制的，上面的字迹用特殊墨水书写，需用温水浸泡才能显现。密信的落款是“雀儿”——这是情报局潜伏在京城司礼监的一名小太监，专门负责传递宫廷消息。
“将军，京城那边又起风波了。”沈文站在一旁，脸色凝重，“杨御史弹劾您拥兵自重、财政独立，崇祯召了内阁议事，张凤翼还支持弹劾，看样子是想削您的权。”
王巢将密信放在烛火上点燃，火焰吞噬着信纸，化作灰烬落在铜盆里。他转过身，目光落在墙上的山东地图上，手指轻轻点在登莱与京城的连线处：“崇祯多疑，又缺钱，杨御史不过是借了他的猜忌心罢了。想要化解，就得既喂饱他的私库，又安他的心。”
“喂饱私库？”沈文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将军是想……送银子？可咱们刚攒下些结余，一下子拿出太多，会不会影响山东的军工扩产？”
“舍不得银子，保不住根基。”王巢摇头，语气坚定，“崇祯的内帑（私库）早就空了，去年为了镇压流寇，他连宫里的银器都熔了。咱们送笔银子到他私库，比送国库管用——国库的银子他未必能自由支配，可内帑的银子，他能直接用。另外，光送银子还不够，还得表忠心，让他知道咱们不会反。”
沈文沉吟片刻，问道：“那表忠心……您想怎么做？”
“上奏，愿派一万精兵驻守京畿外围。”王巢嘴角勾起一抹浅笑，“京畿一带防御薄弱，后金要是从蒙古绕道南下，首当其冲就是京城。咱们派一万装备燧发枪的精兵，驻守通州、顺义一线，协助朝廷防御，既解了崇祯的燃眉之急，又能让他放心——咱们把兵放在他眼皮子底下，他还会怕咱们有异心吗？”
沈文眼睛一亮：“这主意好！既显了忠心，又能让朝廷欠咱们人情。那银子送多少合适？”
“二十万两。”王巢伸出两根手指，“咱们上个月财政结余七万两，再从盐税、海贸税里挪十三万两，凑够二十万两。这笔银子不能走官路，得找可靠的商人，悄悄送到京城，交给司礼监的王德化——他是崇祯身边最信任的太监，让他转交给内帑，这样才不会被言官抓住把柄。”
沈文立刻点头：“我这就去办！找张记商行的张老板，他常年往返登莱与京城，路子熟，人也可靠，让他用漕运的船运银子，再打点好沿途的关卡，保证万无一失。”
三日后，张记商行的一艘漕船悄悄驶离登莱港，船舱底部用木板隔出暗格，二十万两白银被分装在五十个木箱里，整齐地码在暗格里，上面覆盖着山东产的丝绸和瓷器，伪装成普通货物。船主张老板亲自押船，临行前，沈文特意嘱咐他：“到了京城，直接去王德化的私宅，把这封密信和银子一起交给他，别的话不用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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