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二月初三清晨，登州卫指挥使司的正堂内，烛火尚未熄灭，案上已堆起了半人高的卷宗。王巢身着常服端坐案前，指尖摩挲着封皮泛黄的《登州卫历年军备册》，殿外传来的晨号声刚落，沈文便抱着一摞账本快步走了进来，青色长衫的下摆还沾着露水。
“公子，所有能找到的账目、名册都在这儿了。”沈文将账本按年份排开，最上面两本的封皮印着“崇祯元年冬”的字样，“属下提前半月便让人核查，连夜比对了军户名册、粮库入库记录和营寨修缮清单，总算把底数摸得差不多了。”
王巢抬手翻开最厚的那本《军户与兵员清册》，首页赫然写着“登州卫在册兵员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墨迹浓黑如新。可往下翻阅，红笔标注的“病故”“逃亡”“老弱”字样越来越密集，到最后几页，甚至出现了“同名同姓重复登记”“已迁辽东仍在册”的备注。他指尖划过那些潦草的字迹，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六千三百二十七人？”王巢的声音带着几分冷意，“昨日你说能战者不足两千，这中间的四千多人，都去哪了？”
沈文早有准备，立刻抽出另一本《实际兵员点验簿》递过去：“属下带着陈武将军逐营点验，实际在岗的只有三千八百多人。其中年过五十、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兵占了一千一百人，还有七百多人是久病缠身或肢体残疾的，真正能披甲上阵的，满打满算只有一千九百六十八人。”他指着簿子上的红圈标记，“更荒唐的是，有三百多人是‘挂名兵’——要么是历任指挥使的家仆，要么是地方乡绅的子弟，从不上营操练，却照领军饷。”
王巢的目光扫过“挂名兵”后的名单，周延儒远房表亲吴世英的名字赫然在列，名下竟挂了十七个空额。他指节抵着桌面，力道大得泛白：“十七个空额，每月便是八十多石粮食、二十多两白银，一年下来就是近千两的进项。这哪里是卫所，分明是这些蛀虫的敛财工具！”
说话间，李虎抱着几卷布料走进来，脸色铁青：“公子，您看看这些‘军布’！”他将布料摔在地上，粗麻布上满是孔洞，一扯就掉絮，“这是去年朝廷拨下的冬衣布料，按六千兵员算该有三万匹，结果实际下发的不足一万匹，还都是这种破烂货！弟兄们寒冬腊月穿的，全是自己缝补的旧衣！”
王巢俯身捡起一块布料，指尖一捻便碎成了棉絮。他想起昨日进城时，城门口守卫身上打着补丁的旧甲，心中的火气愈发炽烈。沈文趁机递上粮库账本，封皮上“十万斤”的字样格外刺眼：“这是粮库的实际存粮数，属下让人用斛反复量过，连粗粮带陈米一共十万零三百斤。按正常军饷，六千兵员每月需耗粮三十万斤，这点粮食，连一个月都撑不住。”
“三十万斤的月耗，只存十万斤？”王巢猛地翻到粮库入库记录，去年秋粮征收时，地方官府明明标注“解送登州卫粮五十万斤”，可账本上的入库数却只有“十五万斤”，差额处盖着模糊的“运输损耗”印章。他再往后翻，历年的“损耗”“霉变”“挪用”记录密密麻麻，几乎每一笔入库粮都要“缩水”大半。
“损耗？怕是都损耗进了私人腰包！”王巢怒拍桌案，案上的茶杯被震得跳起，茶水泼洒在账本上，晕开一片深色印记，“历任指挥使贪腐至此，粮不够吃，兵不能战，难怪去年海寇来袭，三百人就攻破了两座营寨！这样的卫所，如何能守得住海防？！”
沈文连忙递上布巾，低声道：“公子息怒。属下还查到，粮库的管事是前指挥使的小舅子，去年冬天私卖军粮五千斤，换了银子在城里买了三进宅院。还有营寨修缮的款项，崇祯元年朝廷拨下两万两白银修加固城防，实际用到营寨上的不足三千两，其余的都被层层克扣，连吴世英都分了两千两。”
话音刚落，陈武拿着武器清点册走了进来，神色同样凝重：“公子，营寨和武器的情况更糟。五处营寨里，蓬莱西营和黄县营的围墙塌了近半，营房漏雨没法住人；武器库现存长枪一千二百杆，其中八百杆枪头锈蚀，一戳就弯，火枪三百支，能正常点火的不足五十支，火炮十门，三门炮膛开裂，根本不能用。”
他将一支锈蚀的长枪放在案上，枪杆上布满虫蛀的孔洞，枪头一碰就掉下来铁锈：“这还是‘在册武器’，实际上好多士兵连像样的刀都没有，只能用柴刀、农具代替。去年跟海寇交手，咱们的人拿着断枪冲锋，海寇却有制式腰刀，光是器械差距就输了大半。”
王巢拿起那支断枪，入手轻飘飘的，显然是用劣质铁料打造。他走到窗前，望着远处雾气缭绕的营寨方向，晨光中隐约能看见士兵们在修补破损的围墙，动作迟缓而无力。那些士兵本该是守护海防的屏障，却因历任官员的贪腐，连基本的装备和粮草都得不到保障。
“沈文，把粮库管事和负责营寨修缮的小吏立刻抓起来，查抄家产，押在卫所大牢听候发落。”王巢转过身，语气冰冷而坚定，“陈武，你再带人手去核对军户名册，所有挂名兵一律清退，老弱病残登记造册，安排去粮库、马厩做杂役，能战的一千九百多人单独编营，明日开始集中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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