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从铁皮集装箱里抬了出来。
不是拖，不是押，而是由两名亲卫小心翼翼地架着，送进了一间位于指挥区的临时办公室。这里虽简陋，却有风扇、干净的床铺，甚至桌上还放着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与之前那个闷热、霉味刺鼻的铁罐头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
但我没有丝毫放松。我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奥马尔将军没有立刻审问我，也没有追问细节。他只是命令军医给我输液、喂食，并派专人看护。他要确保我活着，清醒着，能为他解开那个“死亡螺旋”的谜题。
而卡桑少校，则在当天夜里被秘密带走。没人告诉我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他完了。不是因为贪污——在这片土地上，贪腐如同呼吸一样普遍——而是因为他触碰了奥马尔的底线：动摇军心，危及生存。
三天后，我的体力基本恢复。奥马尔终于召见了我。
他的办公室设在一座半埋入地下的混凝土掩体里，墙上挂着地图，桌上堆满情报简报。他坐在一张铁椅上，军装笔挺，眼神锐利如鹰。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
“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几天的分析过程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一遍。我没有提K线图，只说“从整体趋势判断异常”。我刻意淡化自己的金融背景，强调这是“基础的物资管理逻辑”。
奥马尔听完，沉默良久。然后，他缓缓点头：“你比我的整个后勤部都清醒。”
这句话，既是褒奖，也是杀机。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成了他手中的一把刀——锋利，但随时可能被折断。
“现在，”他盯着我，“告诉我，怎么解决？”
我早有准备。
“第一，立即冻结‘努尔贸易’的所有合同，停止一切付款。第二，突击清点四大战略物资的实际库存，必须由您亲自指派的、与后勤部无任何关联的军官执行。第三，调取过去三个月所有运输车队的GPS轨迹和签收记录，比对账本与实际到货量。”
奥马尔眉头紧锁：“如果‘努尔贸易’背后有其他势力呢？比如……北方的部落联盟，或是隔壁国的情报部门？”
“那就更不能付款。”我直视他的眼睛，“付款等于承认漏洞存在，等于向敌人暴露我们的虚弱。现在，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问题。”
他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随即，他拍案而起，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基地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暗流汹涌。
一支由奥马尔亲信组成的突击队，在凌晨突袭了后勤仓库。结果令人震惊：账面显示还有八千升燃油，实际库存不足三千；粮食账面余量够支撑四十天，实则连十五天都撑不住。
与此同时，“努尔贸易”的老板——一个名叫阿卜杜勒的商人——在边境小镇被截获。他试图逃往邻国，却被早已布控的哨卡拦下。审讯中，他很快崩溃，供出卡桑少校不仅虚报采购价格，还与他合谋，将大量物资半路转卖给了敌对武装，换取现金和武器。
更可怕的是，那些“消失”的燃油和粮食，有一部分，竟流向了奥马尔最大的敌人——哈桑旅。
奥马尔暴怒。他亲手枪决了卡桑，尸体被吊在基地门口示众三天。而“努尔贸易”的所有资产被查封，相关经手人全部关押。
危机暂时解除，但隐患仍在。
一天深夜，奥马尔再次召见我。这一次，他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与我并肩站在地图前。
“你救了这支军队。”他说，语气罕见地平静，“但你知道，这还不够。”
我点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现在，我需要一个新系统。”他转过身，目光灼灼，“一个你设计的、只有你能掌控的后勤审计体系。我要每一分钱的去向，每一颗子弹的轨迹，都清晰可见。”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任，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一旦我接手这个系统，我就不再是“顾问”，而是整个军队命脉的守门人。我的权力将极大，但也将成为所有既得利益者的靶心。卡桑只是第一个，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我别无选择。
“我可以做。”我说，“但有两个条件。”
奥马尔眯起眼：“说。”
“第一，所有审计数据必须直接向您本人汇报，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第二，我需要一支独立的核查小队，成员由我挑选，只对我负责。”
他盯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良久，他嘴角微微上扬：“你比我想的更聪明。”
三天后，我搬进了新的办公室——一间带独立卫浴的砖房，门口站着两名只听命于我的卫兵。我的镣铐被取下，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军装，肩章上没有军衔，只有一枚特制的徽记：一只眼睛，注视着天平。
我开始组建我的团队。我没有选军官，而是从俘虏营和后勤杂役中挑选了六个人：两个会读写的本地青年，一个曾是会计的战俘，一个懂基础电子设备的技工，还有一个沉默寡言但记忆力惊人的老文书。他们都是“无根之人”，没有派系，没有后台，唯一的依靠，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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