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丑时三刻。
总督衙门的议事厅里，竟罕见地点满了蜡烛。三十六支牛油大烛将厅堂照得亮如白昼，烛火在穿堂风中摇曳，将围坐桌前的几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动如鬼魅。
曾国藩坐在主位，左手边是赵烈文，右手边是刚从上海赶回来的薛福成，对面坐着李鸿章派来的幕僚周馥。桌上摊着一张巨大的《皇舆全览图》，从库页岛到琼州，从帕米尔到东海，万里江山尽在图中。
但此刻众人看的不是大清疆域，是图旁边摊开的几张洋人报纸——英文的《北华捷报》，法文的《上海新闻》，还有几张日本幕府传来的《荷兰风说书》。
“涤帅请看，”薛福成指着报纸上一幅钢铁战舰的版画，“这是英吉利最新的铁甲舰‘勇士号’，排水量九千吨，配三十门巨炮。去年下水的，现在已经在印度洋巡弋了。”
曾国藩凑近了看。画上的战舰像一头钢铁巨兽，烟囱喷着黑烟，炮口森然。旁边的文字他看不懂，但数字认识：9000吨，30门炮，航速14节。
“我们的水师，”他缓缓道，“最大的船多少吨？”
彭玉麟在场，脸色难看：“回涤帅，最大的‘靖远号’，木壳，八百吨，配炮十二门。还……还是咸丰年间从英国人手里买的旧船。”
八百对九千。
木壳对铁甲。
十二门炮对三十门。
曾国藩沉默了。
烛火噼啪，墙上的影子晃得更厉害。
“叔耘，”他看向薛福成，“你在上海，和洋人打交道多。你说，我们差在哪里？”
薛福成沉吟片刻：“表面看，差在船炮，差在机器，差在科技。但往深里看，差在制度，差在教育，差在……整个文明的思路。”
“仔细说。”
“洋人治国，讲究‘科学’二字。天文地理，格物致知，都要用数字说话，用实验验证。他们的学校，孩童六岁入学，学算术、学物理、学化学，学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事。”
“我们呢？”薛福成苦笑，“我们的读书人，还在背四书五经，还在练八股文章，还在研究怎么把‘子曰诗云’写出花样来。至于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蒸汽机怎么运转，铁甲舰怎么造——那是‘奇技淫巧’，上不得台面。”
周馥忍不住插话：“薛先生这话过了。圣贤之道，修齐治平，才是根本。”
“根本？”薛福成反问，“周先生，鸦片战争时，英吉利几条炮舰就把我们打得割地赔款，那时圣贤之道在哪里？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时修齐治平又在哪里？”
周馥语塞。
曾国藩抬手止住争论：“都不要吵。叔耘说得对，周馥说得也对。圣贤之道是根本，但光有根本不够。树根扎得再深，枝叶枯了，树也得死。”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长江，划过海岸线：
“今日请诸位来，不是讨论对错，是讨论一件事——若我们要为中国谋一个未来，谋一个不被洋人欺辱、不被瓜分豆剖的未来，当从何下手？”
厅里安静下来。
赵烈文先开口：“当务之急，是强军。没有强军，一切都是空谈。”
“怎么强？”
“办兵工厂，造枪造炮。”赵烈文说，“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已经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应该在天津、武汉、广州再办几个。机器从洋人那里买，工匠可以请，先把架子搭起来。”
薛福成摇头：“光造枪炮不够。要造铁甲舰，要修铁路，要开矿山，要办电报——这些都是洋人的长处，我们必须学。”
“学？怎么学？”周馥问，“洋人会真心教我们？”
“不教就偷。”薛福成说得直接，“派聪慧子弟去英法美留学，学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技术，学他们的制度。三年五年不行就十年八年，总能学到东西。”
“那得花多少钱？”周馥皱眉，“如今国库空虚，湘军军饷都欠着，哪来的钱送人出国留学？”
“钱可以筹。”一直沉默的彭玉麟忽然开口，“水师这些年在长江收的厘金，还有各海关的税款，挤一挤，总能挤出一些。不够的话……我可以去跟洋行借。”
“借洋债？”周馥吓了一跳，“这……这合适吗？”
“不合适，但没办法。”彭玉麟说，“就像病人得了急症，明知道药苦，也得喝。不然就是个死。”
众人又沉默了。
曾国藩站在地图前，背对着他们，看着图上那片形如秋海棠的疆域。烛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地图上，正好覆盖住江南六省。
他感觉到体内的蟒魂，今晚异常安静。
不像平时那样躁动，那样渴望鲜血和杀戮。而是……沉静地听着，像是在思考。
很奇怪。
一条上古凶神的残魂，居然会对“师夷长技”“富国强兵”这种话题感兴趣。
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相柳是什么？是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存在。它见过的文明兴衰，怕是比人类史书记载的还多。它知道什么样的文明能存活，什么样的文明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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