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丑时初。
总督衙门的签押房里还亮着灯。这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门外却跪着两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书生。两人在南京城的寒夜里已经跪了三个时辰，膝盖下的青石板都磨出了印子。
曾国藩坐在堂上，手里捏着一份卷宗。
卷宗不厚，只有七八页纸，记录的是江宁府辖下一个叫刘家村的案子。案情很简单：村里修河堤，县里拨了五百两银子。银子拨下去三个月，河堤没修，银子不见了。知县抓了村里的账房先生刘文举，也就是跪在门外那个书生的父亲，定了贪污罪，判了斩监候。
书生叫刘文彬，今年刚中秀才，为了给父亲伸冤，变卖家产，带着老母一路告到南京。江宁府不受理，布政使衙门踢皮球，最后母子俩心一横，跪到了总督衙门门口。
“五百两……”曾国藩放下卷宗，揉了揉眉心。
五百两银子，在江宁府这种地方，还不够知府大人一年的冰敬炭敬。可就是这五百两，能要了一个账房先生的命，能逼得一个秀才家破人亡，能让一对母子在寒夜里跪穿膝盖。
“带进来。”他说。
亲兵把母子俩带进签押房。老妇一进门就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青天大老爷！求您救救我家老头子！他是冤枉的！冤枉的啊！”
书生刘文彬倒是还保持着一点体面，先扶起母亲，然后自己跪下，从怀里掏出一本账册，双手呈上：“大人，这是家父记录的河工账目。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贪墨。请大人过目。”
曾国藩接过账册，翻开。
账记得很细：某月某日，购青石多少，银若干；某日，付工匠工钱多少，银若干；某日，买糯米灰浆多少，银若干……最后一页，总计支出四百九十八两七钱，还余一两三钱。
“既然账目清楚，县里为何定罪？”他问。
刘文彬咬牙：“回大人，县里说……说家父做的是假账。”
“假账？”
“是。知县大人说，那些青石、工匠、材料，都是虚报的。河堤根本没修，银子都被家父私吞了。”
“河堤到底修没修？”
“修了！”老妇抢着说，“村里老少都去帮过工！大人若不信，可以派人去看！那河堤现在还立着呢！”
曾国藩沉默片刻，叫来亲兵：“去江宁府，把知县、工房书吏，还有刘家村的里正、几个工匠，都带来。现在就去。”
“现在？”亲兵一愣，“大人，这都丑时了……”
“就是现在。”曾国藩的声音很冷，“五百两银子的案子拖了三个月，还不够久吗？”
人陆陆续续带来了。
江宁知县是个胖子，睡眼惺忪地被从被窝里拎出来，一肚子火，但看见堂上坐的是曾国藩，立刻蔫了。工房书吏是个干瘦老头，哆哆嗦嗦站着。刘家村里正和三个工匠跪在下面，头都不敢抬。
“河堤修了没有？”曾国藩开门见山。
里正和工匠齐声道：“修了！真修了！”
“用了多少青石？”
“三千二百块！”一个老工匠抢着说，“都是小人带人去山里凿的，一块一块背下来的！”
“工钱呢？”
“一天三十文，干了两个月，统共……”另一个工匠开始算。
曾国藩抬手止住他，看向知县：“李知县，你怎么说？”
李知县擦着汗：“大人，下官……下官也是听工房报上来的。工房说没修，下官就……”
“工房？”曾国藩看向那个干瘦书吏。
书吏扑通跪下：“大人饶命！小人……小人是收了钱！收了县丞大人二十两银子，让小人做假账，说河堤没修！”
“县丞？”
“是……是县丞王大人的主意！”书吏磕头如捣蒜，“王大人说，五百两银子，他拿三百，给小人二十，剩下的一百八……打点上官。”
签押房里一片死寂。
李知县脸色煞白，腿一软，也跪下了。
曾国藩坐在那里，看着下面这群人。一个县丞，为了三百两银子，就能做假账诬陷一个账房先生贪污。一个知县，连现场都不去看，就敢判人斩监候。一个书吏，二十两银子就能出卖良心。
五百两。
就为了五百两。
“王县丞呢？”他问。
亲兵低声道：“回大帅，王县丞……是江宁知府的小舅子。”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案子拖了三个月，怪不得各级衙门踢皮球，怪不得……这对母子要跪到总督衙门来。
因为下面的人不敢管，上面的人不想管。
五百两银子是小，得罪了知府大人的小舅子是大。
“李知县，”曾国藩缓缓道，“你为官几年了？”
“十……十二年。”
“十二年。”曾国藩点头，“十二年，该见过不少冤案吧？”
李知县不敢说话。
“本官也见过。”曾国藩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咸丰二年，长沙有个佃户，因为交不起租，被地主诬陷偷牛，活活打死。县里收了地主的钱，判了个‘斗殴致死’，赔十两银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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