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像刀子似的刮过红星服装厂的新厂房，刚上漆的铁门被吹得“哐当”作响。沈星晚正和李师傅核对新一批灯芯绒喇叭裤的质检报告，纸上的字迹是李师傅特有的工整小楷，每一项指标后面都画着个小小的对勾——这是老人发明的记号，代表“合格，可出厂”。
“李师傅，您这对勾比厂里的印章还管用。”沈星晚笑着把报告叠好，月白色的棉袄袖口沾着点粉笔灰，是早上画裁剪线时蹭的。自从李师傅来了，厂里的质检标准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不仅要查针脚密度，还要测布料的耐磨度、缩水率，连纽扣的牢固度都要用拉力器试过才放行。
李师傅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点笑意：“王师姐以前总说，做衣服就像做人，半点假都掺不得。”他的手指拂过报告上的“雪花绣”三个字，“这批旗袍的绣线，我让小梅她们反复测试过，零下五度也不会脆化，香港那边肯定满意。”
正说着，厂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金属碰撞的脆响。陆战锋从门卫室冲了进来，军绿色的棉袄上还沾着雪沫子：“星晚，工商局的人来了，说是……有人举报咱们的产品质量不合格。”
“什么？”沈星晚手里的报告“啪”地掉在地上，李师傅的眼镜也差点滑到鼻尖。
七八名穿着藏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已经走进了厂房，为首的是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胸前的工作证写着“马科长”。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夹和检测工具，表情严肃得像结了冰。
“沈厂长，我们接到举报，”马科长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目光扫过堆在角落的成品，“说你们厂生产的喇叭裤和旗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用劣质布料冒充纯棉，还偷工减料。”
厂房里的电动缝纫机瞬间停了，工人们手里的活计悬在半空，眼神里的恐慌像水波似的蔓延。小花手里的绣花针“哐当”掉在铁盘里，辫梢的红绳抖得厉害：“我们的布料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怎么可能是劣质的？”
“是不是劣质的，查了就知道。”马科长身后的年轻人上前一步，就要去翻那堆准备发往香港的旗袍。
“等等！”沈星晚拦住他，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异常坚定，“检查可以，但请小心些，那些是要参展的样品。”她转向马科长，“我们厂有严格的质检流程，每批产品都有记录，我可以拿给您看。”
马科长挑了挑眉，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女厂长如此镇定：“哦？那就请沈厂长拿出来看看吧。要是拿不出证据……”他故意顿了顿，“我们可要查封这批货，还要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马科长放心。”沈星晚转身走向办公室，陆战锋紧紧跟在她身后，军绿色的身影像堵墙，挡开了周围员工们焦虑的目光。他的手悄悄碰了碰她的手背，带着点粗糙的暖意：“别慌，咱们没做亏心事。”
沈星晚的心跳慢了半拍，回握住他的手，指尖在他厚实的掌心蹭了蹭。她知道他是在给她打气，就像火灾那天，他也是这样，用无声的动作告诉她“有我在”。
很快，沈星晚抱着几个厚厚的文件夹回来了。最上面的是布料进货单，每张单子上都盖着上海、湖州等布料产地的红章，还有质检报告；中间是厂里的质检记录，李师傅的小楷对勾密密麻麻；最下面是客户反馈表，香港客商的评价用红笔圈着：“工艺精湛，远超预期”。
“马科长您看，”沈星晚翻开布料单，“这批灯芯绒是从东风厂收购的积压品，虽然颜色深了点，但质检报告显示是一等品，含棉量百分之九十八。”她又翻到质检记录，“我们每道工序都有检查，比如锁边要达到每厘米八针，少一针都要返工；绣花线必须用桑蚕丝，李师傅可以作证。”
李师傅推了推眼镜，上前一步：“马科长要是不信，可以现场测试。用酒精灯烧一下布料，纯棉的灰烬是灰白色，一捻就碎；化纤的会结成硬块，还有黑烟。”他从样品堆里拿起块边角料，“这是喇叭裤的布料，您可以试试。”
马科长的表情缓和了些，但还是没松口：“光看记录和嘴说没用，我们要抽样检测。”
年轻人立刻拿出检测工具，从喇叭裤、衬衫、旗袍里各抽了三件，开始逐项检查。测含棉量的仪器发出“滴滴”的轻响，量针脚的尺子在布料上移动，连纽扣的拉力都用弹簧秤试过了。
厂房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员工们大气都不敢喘。刘寡妇抱着孩子，指节捏得发白，孩子被这严肃的气氛吓得不敢哭，只敢往她怀里缩。王师傅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老花镜后的眼睛紧紧盯着那几件被抽检的衣服，顶针在阳光下闪着光。
就在检测快结束时，厂房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赵厂长穿着件黑色皮夹克，挺着啤酒肚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东风厂的销售科长。“哟，马科长，检查得怎么样啊？”他的声音带着股幸灾乐祸，“我就说嘛，一个乡下来的小厂子，哪能做出什么好东西？肯定是用了劣质料，不然价格怎么比我们厂低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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