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戴世龙和周万发的反复协调，三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意向：赵磊变卖货车（扣除贷款后）拿出三万元，通达运输公司承担五万元，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理赔二十万元，总计二十八万元，一次性支付给刘桂兰，作为王建军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和后续康复费等全部赔偿。
“我同意这个方案，” 刘桂兰含泪说，“虽然比我们最初的诉求少了一些，但我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谢谢你们。”
赵磊和通达运输公司的代表、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也分别表示同意。
戴世龙欣慰地点点头：“好，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我们就起草一份调解协议书，签字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和通达公司要在规定时间内把钱打到指定账户，赵磊也要尽快办理车辆变卖手续。”
就在大家以为事情终于圆满解决的时候，通达运输公司的代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完电话后，他脸色一变，对戴世龙说：“对不起，戴主任，我们公司临时改变主意了，这个调解方案我们不能接受，还是法庭上见吧！”
这句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刚刚平静的湖面，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通达运输公司代表的突然变卦，让刚刚达成的调解意向瞬间化为泡影。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为什么？不是说好了吗？” 刘桂兰急得站了起来。
通达运输公司的代表尴尬地笑了笑：“抱歉，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戴世龙脸色沉了下来，他看着对方：“你们公司这样出尔反尔，是缺乏诚信的表现，到了法庭上，对你们没有好处。”
“那就法庭上见吧，” 对方站起身，“我们告辞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
赵磊看着通达公司代表离去的背影，也有些不知所措：“周大哥，戴主任，这…… 这怎么办？”
“怎么办？按原计划开庭！” 戴世龙语气坚定，“既然他们不遵守调解协议，那我们就用法律来讨回公道。”
方梅在一旁记录着这戏剧性的变化，她意识到，这场庭审将会更加激烈，也更具普法意义。
开庭当天，青山县法院民事审判庭内座无虚席，方梅作为记者坐在旁听席上，刘桂兰和她的代理律师（周万全协助）坐在原告席，赵磊和通达运输公司的律师坐在被告席，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也到庭参加诉讼。
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原告代理律师周万全首先陈述了案情和诉讼请求，强调了赵磊的全责、通达运输公司的挂靠关系以及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并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包括事故责任认定书、医疗票据、诊断证明、李工头的证言、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工商查询资料等。
“被告赵磊，对原告的陈述和证据有什么意见？” 审判长问。
赵磊的律师站起身，首先对事故责任和王建军的损害后果没有异议，但提出赵磊经济困难，希望能分期赔偿。
“被告通达运输公司，你们对原告主张的挂靠关系有什么意见？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审判长转向通达公司的律师。
通达公司的律师站起身，语气强硬：“审判长，我们公司与赵磊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赵磊的货车是他个人购买，只是借用我们公司的名义办理营运手续，我们不参与车辆的运营和管理，也不收取管理费，因此，我们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车辆登记在我公司名下，不能证明存在挂靠关系。”
“你们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你们的经营范围包括货物运输挂靠服务，” 周万全立刻反驳，“车辆行驶证上车主是你们公司，赵磊驾驶该车从事货物运输，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挂靠关系的存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们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空口无凭，” 通达公司的律师说，“原告没有提供挂靠合同，就不能证明挂靠关系的存在。我们公司保留车辆所有权，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运输市场秩序，不是真正的挂靠。”
“被告通达公司，” 审判长问道，“原告主张你们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申请法院责令你们提供挂靠合同，你们是否持有该合同？”
通达公司的律师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公司确实没有与赵磊签订书面的挂靠合同，因此无法提供。”
“这就奇怪了，” 周万全抓住机会，“一个以货物运输挂靠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却声称与登记在其名下的货车司机没有签订挂靠合同，这符合常理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而拒不提供，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我们请求法院推定原告关于挂靠关系的主张成立，判决通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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