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段婚外情来说，距离常常是终结的开始。见面少了，电话短了，新鲜感没了，剩下的大概只有麻烦。
但谢再兴和邵慧琳的关系没有随着距离而降温，反而在两地奔波中找到了某种奇怪的平衡。
邵慧琳定居杭州。谢再兴在西湖区的世纪新城给她买了一套公寓——就是后来案发的那套。
每到周末，谢再兴从温州驱车北上，四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开四个多小时，到杭州时常常已是晚上八九点。
他有一套固定的路线：从瓯海区政府出来，上高速，经温州大桥，沿甬台温高速一路向北，到杭州绕城高速下，再经天目山路到世纪新城。
这条路他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熟悉到哪一段有测速摄像头、哪个服务区的厕所最干净都一清二楚。
谢再兴的司机后来在接受调查时说：“谢书记每个周五下午一般都不安排重要工作，有时候下午两三点就走了，说是去杭州开会。但纪委后来查过，那段时间杭州根本没有需要他参加的会议。”
到了杭州，谢再兴就像一个普通的周末来陪女朋友的中年男人。
他们在公寓里吃饭——邵慧琳学会了做几个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都是些家常口味。
谢再兴吃得很香，说比食堂好吃多了。饭后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候看新闻，有时候看电视剧。邵慧琳会靠在他肩膀上，安静地待很久。
有一年冬天，杭州下了很大的雪。邵慧琳拍了一张窗外雪景的照片发给他，附了一句话：“你要是来就好了。”
谢再兴当时正在开常委会，手机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回。等开完会回到办公室，他关上门，拨了邵慧琳的电话，说：“周末我来。”
这种时刻，邵慧琳大概觉得自己是被爱的。
但爱的背面，是永远无法摆在台面上的身份。谢再兴的妻子长期在台州生活，患有抑郁症和乳腺癌，身体一直不好。
谢再兴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但邵慧琳知道这件事后反而劝他：“等嫂子的身体好一点再说吧。”
这句话听起来大度得不像一个情妇能说出来的。
但在当时，邵慧琳的算盘很清楚——她不做那个逼宫的女人，她要让谢再兴觉得亏欠她。
亏欠是一种比爱情更牢固的债务，它不会随着激情褪去而消失，反而会在每一次见面中被反复提起、反复确认。
她用这种方式，把这段关系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四
2009年，邵慧琳32岁。
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是“老姑娘”了。邵慧琳的父母每次打电话都要催婚，四个姐姐也轮番上阵，问她到底打算怎么办。
邵慧琳支支吾吾，说“正在谈”“快了快了”，但从来不把男朋友带回家。
她不是不想带，是带不了。
这一年，她开始认真和谢再兴谈“转正”的事。“你再不离婚，我就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重，甚至带着笑，“老了就没人要了。”
谢再兴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我老婆早就知道你的存在，她为了保全家庭一直忍着你，从来没找过你麻烦。你就当给她留个名分吧。”
这是邵慧琳第一次清晰地听到“名分”这个词。她听懂了——他老婆有名分，她没有。
这个局面的不公，她早就知道，但亲耳从他嘴里听到，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关了灯，坐到凌晨两点。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她拿起来喝了一口，苦得皱眉。
真正让事情急转直下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邵慧琳听说谢再兴在温州有了新欢。据说是当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被安排到了瓯海区的某个单位，人长得漂亮，年纪比邵慧琳小七八岁，全身散发着新鲜的气息。
邵慧琳一开始以为是传言。她问谢再兴，他否认。
但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比证据还准，她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没来得及删除的消息，内容不长，但几个字就足够让她心沉到底。
“哥，今天谢谢你，想你。”
她没有当场发作。她把那行字记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像用刻刀往骨头上刻。
等回到自己的公寓，关上门，她才把手机摔在地板上。
摔了，又捡起来。捡起来，又摔了一次。
手机屏幕碎了，像蛛网一样裂开，中间是她的脸，扭曲在裂纹里。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谢再兴，语气出奇地平静：“听说你那边有个小姑娘，什么情况？”
谢再兴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语气轻松：“什么人又在你面前嚼舌根了？没有的事。”
“我不管有没有，”邵慧琳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你让她来杭州，我们三个人当面说清楚。我可以不逼你离婚，但我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存在。”
这个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满足。谢再兴拒绝了，邵慧琳的态度随之强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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