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2年，邵慧宁被调到三门县县委办公室工作。
从乡镇到县委，这一步跨得不算小，但也不算离谱——她年轻、能干、形象好，在基层锻炼了两年，表现突出，调到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有时候也是精心安排的事。
县委办公室是个讲究层级和规矩的地方。
新来的人要从最基本的做起，接电话、收文件、整理会议记录。
邵慧宁做得很好，她聪明，学得快，而且有一种让人舒服的分寸感——对上级恭敬但不卑微，对同事热情但不逾矩。
她长得漂亮，但从不在工作上利用这份漂亮。
谢再兴时任三门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和政法工作。
他和邵慧宁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走廊的两头。
每天上班，他从东边来，她在西边进，中间隔着一条铺了灰色地毯的走廊。
但县委大院的格局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会议、文件、汇报、协调，总会有交集。
最初是工作上的接触。谢再兴让她整理一份材料，她连夜做完，第二天一早放在他桌上，里面夹了一张便条：
“谢书记，材料已完成，请您审阅。如有不妥之处，我随时修改。”
字迹工整，措辞得体。谢再兴看了便条，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做事靠谱。
后来接触慢慢多了起来。邵慧宁有时候加班晚了，会发条消息问谢再兴要不要带夜宵。
谢再兴有时候也顺手把一些不需要秘书经手的材料交给她处理。
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在机关里很常见，不引人注意，也不会让人多想。
但在某个时间点，这条工作关系的边界被不经意地越过了。
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是哪一天、哪件事、哪句话。
也许是某次出差途中，两人坐在车后座，肩膀靠得很近；也许是某次饭局后，他送她回宿舍，在楼下多站了一会儿；
也许是某条深夜发出去的消息，内容已经从工作变成了“今天心情不太好”。
2003年，他们正式成为了情人关系。
这个时间点是根据后来的案卷材料倒推出来的。
两人交往了七八年，如果从2003年算起，到2009年案发，确实是七年多。
在谢再兴后来的供述中，他称邵慧琳“为人大气，非常聪明，善解人意，偶尔耍点小性子，但只要稍微哄一哄就好了”。
这评价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不错的员工，或者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唯独不像在说一个爱了七年的女人。
但那时的邵慧琳不这么觉得。
后来有人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一本日记。黑色封皮的笔记本，A5大小，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有些页面上有水渍，不知道是茶水打翻了，还是眼泪落在上面。
日记里没有直接写她和谢再兴的关系——她很谨慎，知道有些话落到纸面上就是永远的隐患。
但有一些句子，像是透过厚厚的窗帘漏进来的光，让人隐约看得到里面的阴影。
“他说他会处理好所有的事，让我再等等。”
“今天他老婆打电话来，他在电话里说他在开会。我就在他旁边，听着他面不改色地说谎。那一刻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说不上难过，也说不上痛快，就是觉得这一切很荒谬。”
“又一年了。”
三
2005年，谢再兴被提拔为三门县县长。同年，邵慧琳被提拔为三门县团委书记。
团县委的办公室在三楼，县长办公室在四楼。
从她办公室的窗户往上看，能看得到他办公室的灯光。
有时候晚上加班，她抬头看一眼那盏灯亮着，就会发条消息过去：“还在忙？”有时候他回一个“嗯”，有时候回“马上来”。
两人的关系在同事之间已经不是秘密。
县政府大院里，保洁阿姨都能看出来——县长和团委书记“关系不一般”。
有人说看到谢县长的车半夜停在邵慧琳楼下，有人说在杭州出差时看到两人手挽手逛商场。
这些传言在机关食堂的饭桌上被压低声音传递，配着心照不宣的眼神和意味深长的停顿。
但没有人在台面上说。
为什么不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谢再兴是县长，邵慧琳是团委书记，两人的工作能力和政绩都拿得出手，私生活的事，只要不出事，谁也不会去捅那个马蜂窝。
更何况，谢再兴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在廉政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县干部“管好自己的生活圈、社交圈”，说得掷地有声，下面坐着的干部们听了，鼓掌鼓得很整齐。
到了2006年，这对情人的关系在县里已经“太显眼”了。组织上对这种事从来不会明说，但调动的通知会说明一切。
邵慧琳被调往杭州工作，挂职浙江省委老干部局副处级干部。谢再兴被调往温州，出任瓯海区委书记。
两座城市，四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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