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罗刹国边境那座被称为下诺夫哥罗德的城市里，住着一位名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沃尔科夫的公民。他今年四十二岁，在一家国营的螺丝钉厂担任车间副主任，拥有一套位于苏维埃大街上的两居室公寓，以及一位在市教育局工作的妻子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
费奥多尔的生活本该是令人羡慕的。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有着一双能在三米外看清微小瑕疵的眼睛——这对他监督螺丝钉质量的工作至关重要。然而，最近几个月来，一种难以名状的阴霾笼罩着他。
事情的开端要追溯到去年冬天。那是个寻常的星期三，费奥多尔像往常一样在工厂食堂排队领取他的红菜汤和黑面包。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位名叫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的老工人，此人已在螺丝钉厂工作了三十七年，据说经他手质检的螺丝钉足以从地球排到月球。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突然转过身来，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诡异的光芒，您听说过快乐的义务吗？
什么义务？费奥多尔困惑地问。
快乐的义务，格里戈里重复道，声音低沉得像是来自地底，在罗刹国，每个公民都有义务让自己快乐。这是法律规定的，虽然条文写在没人能看见的地方，但它确实存在。不快乐的公民是危险的，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不快乐是一种病，一种必须被治愈的病。
费奥多尔笑了起来，以为这是老工人的某种黑色幽默。但格里戈里的表情严肃得可怕。
您以为我在开玩笑？格里戈里凑近费奥多尔的耳朵，呼出的气息带着伏特加和腐烂的气息，上个月，车间主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连续三周没有露出笑容，被带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被送去了，有人说他变成了螺丝钉——您知道，我们厂里最近新到了一批特别...有灵性的螺丝钉。
费奥多尔感到一阵寒意顺着脊背爬上来。他想说些什么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说法，但食堂的扩音器突然响起了欢快的进行曲，盖过了所有对话的可能。
那天晚上，费奥多尔躺在床上，听着妻子均匀的呼吸声，盯着天花板上那片永远修不好的水渍。他想起了格里戈里的话，觉得那不过是老糊涂的胡言乱语。然而，当他闭上眼睛时，他仿佛看见无数张笑脸在黑暗中浮动，那些笑容整齐划一，像是用模具铸造出来的。
二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首先是工厂里的气氛。费奥多尔注意到，工人们开始在干活时唱歌，唱的都是关于幸福生活的歌曲。歌声起初是零散的，后来逐渐变得整齐，最后竟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合唱。更奇怪的是，如果有人停止歌唱，周围的人会立刻用关切——甚至可以说是警惕——的眼神看着他。
您不舒服吗，同志？他们会这样问，脸上挂着那种标准的、露出八颗牙齿的笑容。
费奥多尔试图保持正常。他在工作时依然严肃认真，在食堂吃饭时也不参与那些越来越频繁的快乐分享会。但他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向他逼近。
三月的某个傍晚，费奥多尔下班回家，发现公寓门口站着两个穿灰色制服的人。他们的制服上没有徽章，没有编号，没有任何可以标识身份的东西。但他们的笑容完美得令人毛骨悚然。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沃尔科夫同志？其中一个人问道，声音温和得像是在询问天气。
是我。
我们是快乐委员会的。有人举报您最近情绪低落，缺乏对生活的热情。我们需要和您谈谈。
费奥多尔想说他没有情绪低落，他只是在思考，在体验生活，在感受存在的重量——就像任何一个正常人那样。但话到嘴边，他看见邻居的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正从缝隙中窥视着他。那只眼睛里的神情让他把话咽了回去。
请进。他说。
那两个穿灰制服的人走进公寓，在客厅里坐下。他们的坐姿端正得像是用尺子量过，膝盖并拢，双手放在大腿上，脊背挺直。
费奥多尔同志，其中一个人开口了，他的笑容纹丝不动，仿佛是用钉子固定在脸上的，您知道吗？人生不是用来挣钱的，也不是用来打扮自己的。人生是用来快乐的。
我...我知道。费奥多尔结结巴巴地说。
但您不快乐，对吗？另一个人接过话头，您在想很多事情。您在纠结得失，在焦虑未来，在为人际关系烦恼。您把生活想得太沉重了。
费奥多尔感到一阵眩晕。这些话听起来如此熟悉，却又如此陌生。它们像是他内心深处某个声音的回响，但经过了某种扭曲和放大。
我...我只是...
您只是还没有学会快乐的艺术，第一个人温和地打断了他，但这没关系。我们可以教您。从明天开始，您将参加快乐培训班。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地点在文化宫。这是强制性的，费奥多尔同志。为了您自己好，也为了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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